盡管對這段監獄生活薩特從來沒有抱怨過一句——“我在監獄中等於過了一段帳篷生活”，他仍然熱切地期盼著逃出牢籠、回到巴黎的那一天。由於無論是對自我、對他人，還是對社會他的觀念都有了很大的轉變，關於未來的設計實在是太豐富、太急迫了。薩特和獄友們在等待著每一個可能的逃跑機會。不久，時機終於到來了。由於戰俘營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老百姓，德國方麵同意釋放那些太小或太老以及身體狀況不行的。要偽造一個能證明自己老百姓身份的證件太容易了，關鍵是如何讓德國人相信你身體不合格。許多偽裝者都被一眼識破了，因為當問及：“有什麼病”時，他們千篇一律地回答：“心跳過速。”這種症狀太容易做假了，於是他們被重新關回牢裏。輪到薩特了，他把右眼皮翻開，露出幾乎快要瞎的眼睛，可憐兮兮地說：“我什麼都看不清。”這個證據醫生們很滿意，這樣，薩特被當作老百姓釋放了。
幾乎沒有碰到什麼周折，薩特順利地回到了巴黎。可淪陷後的巴黎讓薩特驚愕不已。在集中營中，薩特和難友們發誓永不屈服，和侵略者抗爭到底，而巴黎——法國的首府，卻作了太多的妥協，巴黎人遠沒有薩特想像中那樣堅貞不屈，人們為什麼都在黑市上買東西？怎麼會有那麼多人在一份申明自己既不是共濟會成員也不是猶太人的材料上簽字？連波伏娃都簽了？薩特不由得皺起眉頭：他沒有想到逃出集中營重新獲得人身自由的同時便丟失了那種緊張、團結的氣氛以及簡單樸實的生活環境。巴黎和集中營不同，你不得不活，但活著就是一個亡國奴，就意味著你妥協了。薩特不得不好好思考一番了：應該如何使自己適應新的環境，又如何在這一環境中實現他在獄中時對未來所做的種種規劃呢？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薩特一生中一個最大的轉折點，兵役和戰俘生活使薩特發生一個巨大的變化。用薩特自己的話來概括這種轉變便是：“戰爭使我懂得了必須幹預生活。”
薩特回到巴黎後變多了，那是一種從內到外的變化，連一直與他保持著聯係的波伏娃都感到他有些陌生了。他的表情常常是嚴峻的，有時甚至是僵硬的。他滿口集中營的語言，動不動就對人進行道德說教。然而讓朋友們驚詫不已的還不止於此：薩特說，他回巴黎不是為了享受自由的甜蜜，不是為了單純地活著，而是為了采取實際行動。在德國勢力如此囂張的巴黎，能采取什麼行動呢？波伏娃既有些擔心，又有些疑惑。薩特認為人們之所以感到無能為力，是因為彼此閉塞，而個人的力量太微弱了。他要做的正是打破這種閉塞的局麵，把人們團結起來，組織強有力的抵抗運動。
事不宜遲，薩特立即著手與政界發生聯係。他找到了他以前教過的學生，他們中間有不少是堅定的反德分子。此外，高師時的同學梅隆·龐蒂也被他聯絡上了，大家決定成立一個抵抗組織，薩特和小組成員們決定把這個組織取名為“社會主義和自由”。
“社會主義和自由”小組的成員們投入了緊張的鬥爭中。他們常常在旅館裏或某一位成員的家裏碰頭。薩特忙於撰寫一些煽動性的文章，然後在小組創辦的地下小報上刊登出來，其他人則馬上把這些簡報以及其他宣傳小冊子散發出去。
一個作家必須是一個哲學家。自從薩特認識到哲學是什麼時，哲學就成為他心目中對於作家的根本要求。薩特從來沒有停止過他的哲學思考，這不僅因為他認為文學必須有哲學為其服務；也因為其本身一直對哲學情有獨鍾。於是，《存在與虛無》——薩特的第一部哲學專著出版了。
《存在與虛無》是薩特對自己從1933年起所從事的哲學研究的一個總結。在柏林留學期間，他就有了建立自己的哲學體係的打算。從1939年他服兵役的時候起，他就計劃了寫這樣一本哲學專著。他花費了大量的業餘時間把自己的哲學思考、讀書感想塗滿了好幾個筆記本，從而大致勾畫出了一本哲學著作的輪廓。每當波伏娃去營地探望他時，他總要闡述一下那一段時間思考結果的要點。後來，這些筆記本都遺失了。不過這對於薩特而言並無大礙，一切都印在了他的腦海中。在被俘期間，他繼續這種思考。1941~1942年是《存在與虛無》的成書階段，由於已經思考成熟，薩特寫起來駕輕就熟、毫不費力，因而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便完成了這本巨著，同一時期還寫作了劇本《蒼蠅》和長篇小說《自由之路》的第二部。
《存在與虛無》集中地、係統地闡述了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思想，它標誌著薩特自己獨立的哲學體係的形成。從此，他作為一個研究人的存在的成熟的哲學家的麵目而出現，開始受到當時世界上最重要的哲學家，從英國實證主義者羅素到匈牙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盧卡契的關注、研究和評論。存在主義從此成為一個可與其他哲學理論相提並論的哲學流派，並對20世紀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