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主張王道，反對霸道。他所說的王道，就是指“仁義”；他所說的霸道，就是指為爭私利而采取的惡劣手段，當時主要指各諸侯國之間的兼並戰爭。孟子看到春秋以來的連年征戰給百姓帶來的苦難，感歎“春秋無義戰”。他指出，國君隻有與民同憂、同樂、同好、同惡，結束兼並戰爭，保護百姓，使其安居樂業，才能鞏固自己的王位。孟子曾經勸說滕文公實行仁政，而要行仁政，必須從劃分整理田界開始。他所說的“井田”，每一井田有九百畝，當中一百畝是公田，其餘八百畝分給八家作私田。這八家農民先把公田耕種完畢，再去料理私田。這樣公田有人耕種，私田有人管理，人民的生活就會安定下來。時代在前進，孟子這一主張是保守的。
孟子還給梁惠王（魏國的國都從山西的安邑遷到了河南的大梁之後，魏惠王又稱梁惠王）設計了一幅“王道樂土”的藍圖，如果每家分到五畝地的住宅，周圍種植桑樹，這樣，五十歲以上的人都可以穿上絲棉襖。雞、狗、豬這些家畜家禽，每家都有精力去飼養，那麼，七十歲以上的人就都可以有肉吃了。一家人有百畝的耕地，他們的生產不受到妨礙，這樣，幾口人的家庭就可以吃得飽飽的了。然後興辦學校，用孝順父母、敬愛兄長的道理教導他們，那麼，人人就都會敬老尊賢，為老年人服務。這樣，天下的百姓不就安居樂業了嗎？
孟子曾經告誡齊宣王說，如果要繼承齊桓公的霸業，擴張國土，與別國結仇，使人民受害，那就好比是“緣木求魚”——爬到樹上去捉魚。孟子反對兼並戰爭，並不是反對天下統一，他認為“不嗜殺人者”能統一天下，這在客觀上也反映了人民的願望。
孟子在總結曆代王朝興衰更替的教訓時，提出一個膾炙人口的學說——“民貴君輕”。孟子主張“民本”說：這是他學說中最光輝的論點。他不讚成君位世襲，而提倡尊賢禪讓，他說過。“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告子下》），主張讓賢與能，“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孟子·公孫醜上》）。孟子認為，象舜和百裏奚（春秋時秦穆公的賢相）這些聖君賢相，往往是從那些出身卑微、並經過實踐磨練的人中間選拔出來的，而不是來自什麼“王公大人骨肉之親”。在孟子看來，聖人同丘民同樣是人，這種主張人格平等的觀點，是值得稱讚的。
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他把民放在第一位，社稷（指土神和穀神，它是國家的象征），放在第二位，而把君放在第三位。他認為國君如果不敬祀社稷，不愛護百姓，就可撤換他，甚至主張“暴君可誅”。有一次，孟子與齊宣王談論君臣關係時，齊宣王問：“曆史上真有商湯流放夏桀，武王討伐殷紂的事嗎？”
孟子回答說：“古書上有這樣的記載。”
宣王驚奇地說：“做臣子的殺掉他們的國君，叫做‘弑君’那是要受到千古唾罵的。”
孟子嚴肅地回答說：“破壞仁愛的人叫做‘賊’，破壞道義的人叫做‘殘’，這號人，我們把他稱做‘獨夫’。我隻聽說過周武王誅殺了獨夫紂，沒有聽說過他是以臣弑君的。”齊宣王聽了孟子這番議論，臉色青一陣，白一陣，出了一身冷汗。
孟子當著齊宣王的麵，敢於提出暴君可以誅殺，這是多麼大膽的議論！他這種道德觀，與孔子的“忠君”思想是有區別的，可見，孟子對孔子的思想，也是采取批判繼承的態度，而不是盲從的。
4.人性本善舍生取義
孟子在政治上主張實行仁政王道，他的理論根據是“性善”論。他認為人生來就有良知、良能，仁、義、禮、智等德性都是人性中本來就有的。他又把神秘的“天命”論與“人性”論結合起來，建立起“天人合一”的唯心主義哲學體係。他認為，“天”為宇宙萬物的主宰，而死、生、貧、富、仁、義、禮、智、善性，這一切都是“天”所賦予的。這種觀點當然是錯誤的，但孟子卻十分重視環境和教育對人的影響，這點是應該肯定的。
孟子認為要行仁政，必須發善心——同情心。他打比方說，“比如，有一個小孩跌到井裏去了，看見的人都會大聲呼救。這就是同情心。”在孟子看來，憐恤之心是仁的萌芽，這些就象人的四肢一樣，缺了一樣，就不能算為一個完整的人了。
孔子強調仁，他說“仁者愛人”。孟子卻強調義，在他看來，“舍生取義”是人的最高行動準則。有一次，孟子在回答齊國王子墊提出的“怎樣才算誌行高尚”時，說了下麵這樣的一大段話：“行仁行義就是品質高尚。如果殺一個無罪的人，那就是不仁。不是自己的東西，卻去搶奪過來，那就是不義。又比如說，魚，是我所喜歡的，熊掌，也是我所喜歡的。如果這兩種東西不能都得到，那麼，我便舍棄魚，而要熊掌，因力熊掌比魚貴重。生命是我所喜歡的，義也是我所喜歡的。如果兩者不能並存，我便犧牲生命，而要義，因為義比生命更寶貴。”“如果人們都不講仁義，把生命看得超過一切，那麼，一切可以求得生存的方法，就都可以采用了。如果人們所害怕的再沒有超過死亡的了，那麼，一切可以避免自己禍害的事情，就都可以幹出來了。這樣，世界不就成了不仁不義、人人為己，爾虞我詐、非常殘忍的世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