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這裏講的“義”，當然是封建地主階級的道德規範。愛與恨、是與非、正義與非正義，都是有具體內容的，但是，地主階級當中的一些有見識的仁人誌士，為了維護他們認為是正義的事業，甚至連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就這一點精神來說，卻是可以使我們引為借鑒的。
5.修身治國知羞明恥
孟子不但是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還是一位講修養的專家。在中國的古代，各種學派和宗教，都很重視修身養性，儒家尤其重視。孟子認為，隻有修身，才能齊家，隻有家齊，才能治國，隻有國治，天下才能太平。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家的一套修養方法，而其中個人的修養更為重要。
孟子主張，要實行仁政，必須立足於孝悌。他說過：“孝和悌是仁義的基礎。隻要每個人都孝順雙親，尊敬兄長，天下就可以太平”。“任何行為如果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便首先要反躬自責，自己的行為確實端正了，天下的人自然會歸向你。”孟子所主張的“孝悌”，當然是封建的道德規範，但是，尊敬父母，感激父母的養育之恩，卻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美德，對於這份珍貴的遺產，我們應當批判繼承。
孟子認為，一個人要真正成為治國平天下的人物，卻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必須經過艱苦的鍛煉過程，即進行自我修養的過程。他說：“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孟子·告子下》）。這裏孟子從唯心主義天命觀出發，把艱苦的自我修養，看成是天意所然，當然是不正確的。但是，如果把它理解成凡能幹出大事業的人都必須經過艱苦的自我修養，就是正確的了。
春秋戰國時代，諸侯競興養士招賢+的風氣，而這些策士、說客，大多是玩弄權術的政客。孟子瞧不起這些人，他說過，人不可以沒有羞恥之心，幹機謀巧詐的人就是不知羞恥的人。有一次，孟子和他伺時代的一個策士，名叫景春的，展開一場辯論。辯論的題目是什麼樣的人才能稱為偉大人物呢？當時合縱連橫之說，充塞諸侯國，景春十分推崇說客中的公孫衍（戰國時著名說客，魏國人，曾佩五國相印）和張儀（戰國時縱橫家代表人物，魏國人），他對孟子說：“公孫衍和張儀這些人，真了不起，他們一安靜下來，天下便太平無事，他們一發脾氣，連諸侯都會害怕。”孟子反駁說：公孫衍和張儀這號人，根本不是什麼大丈夫，而是依仗權勢作威作福的政客。真正的大丈夫應當是：得誌的時候，能夠同百姓一起遵循著仁義的大道前進；不得誌的時候，也要獨自堅持自己的原則。”真正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這些話是很有道理的，是理直氣壯的；景春心目中的大丈夫是氣勢洶洶的，以勢壓人的，是不足取的。在封建社會剛剛形成的階段，孟子就能提出這樣一個不以個人的榮辱得失作為大丈夫的修養命題，是有進步意義的。
孟子還針對當時養士招賢的風氣，進行猛烈的抨擊和諷刺。他給學生講了一個“齊人乞食”的故事：這個齊國人，有一妻一妾，他每次外出回來，總是喝得醉醺醺的。他妻子問他和什麼人交往？他神氣地說：都是一些有錢有勢的人。”他妻子不相信，有一次悄悄地跟在丈夫的後頭觀察，結果，發現他丈夫跑到荒郊的墓地，向那些祭掃墳墓的人討殘羹剩飯。他妻子很傷心，並把這件事告訴了妾，她倆就在庭院中咒罵，可是她們的丈夫回來時，還照樣向妻妾擺威風呢！
戰國時代，秦、齊、楚、燕，趙、韓，魏這七雄不斷進行戰爭，繼續爭奪土地和人口，這些諸侯王怎麼會相信孟子鼓吹的“仁政”、“性善”學說呢？孟子在實踐中不斷碰壁之後，於公元前311年（周赧王四年）帶領著學生離開齊國，返回鄒國，結束了他周遊的生活；這時，孟子已經是六十多歲的老頭子了。從此，孟子便不再出遊，而和“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孟苟列傳》）。
《孟子》一書，記載了孟子及其學生萬章、公孫醜等人的言論，共七篇。這部書說理精辟，文字流暢，它不僅是——部儒家的經典著作，同時也是一部優秀的古代散文集。
公元前289年（周赧王二十六年），這位被後世封建統治者稱為“亞聖”的孟子，病死在故鄉，享年八十四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