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無神論思想，在當時也達到相當的高度。他認為，“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是要亡國的。韓非用曆史的事實論證了自己的觀點，他舉例說，趙與燕打仗，雙方都求神問卜，卜的結果都是“大吉”，但燕國打了敗仗；又一次，趙又去打燕國，卜兆仍是“大吉”，但魏、秦乘機發兵，把趙打得大敗，結果割地求和，國君不得意而死。由此可見，鬼神是靠不住的，是沒有靈驗的。韓非同時用越王勾踐與吳主夫差戰爭的故事，明確地說明事在人為，卜筮鬼神決定不了戰爭的勝負。他指出，勾踐信占卜而戰敗了，成了俘虜，返國之後，不信占卜，“明法親民”，結果國家強盛起來，滅掉了吳國。
韓非還用魏國的戰例揭露了當時流行的占星術。占星術認為國家行事要看星象。韓非指出，如果相信這一套，相信鬼神那就是最大的傻瓜。
但是，韓非並不是徹底的無神論者，他接受了墨子的影響，承認鬼的存在，認為鬼的作用是同社會的治亂相聯的。他指出，“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老百姓心情舒暢，身體健壯，內無疾病，外無刑罰法誅之禍，就不信鬼神了。韓非這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的觀點是可取的，但他又認為鬼並不是不“神”，不過是“神不傷人”罷了。他主張人與鬼的關係應該是互不相傷，人不傷鬼，鬼不傷人。
5.重視客觀實效
韓非的認識論繼承了先秦哲學中唯物主義的思想傳統。他提出的反對“前識”和“因參驗而審言辭”的觀點，在中國哲學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頁。
韓非反對“前識”的觀點。所謂“前識”，就是先驗論。韓非認為，不根據客觀存在，也不根據事物的客觀規律辦事，叫做“前識”。這種“前識”完全是毫無根據的胡思亂想。韓非說，靠前識辦事，是最愚蠢的。韓非主張“虛以靜後”。所謂“虛以靜後”，就是腦子裏沒有框子，而是通過觀察事物得到認識。韓非這一論斷是可取的，缺點是把科學的預斷也否定了。
韓非認為，是非、真假的確定不是看你說的如何，而是看客觀實效，因而提出了“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的著名論題。所謂“參驗”，用通俗的話說，“參”就是比較研究，“驗”就是用行動來檢驗。韓非指出，大家都在睡覺，無法知道誰是瞎子；都不說話，無法知道誰是啞巴，但如果讓他們看一下東西，回答一下問題，誰是瞎子誰是啞巴就一清二楚了。所以在他的法治思想中始終貫穿著一個重要內容，這就是“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
韓非認為，一切言行，如果不以功用為目的，即使說得最好，做得最堅決，都是無用的。他認為，不經過“參驗”而硬說是如何如何，是無知的表現；不能確定的東西而照著去做，是自欺欺人。韓非由此得出結論：法先王，言必堯舜者，不是無知就是騙人。因此他主張“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當然，韓非“參驗”的最終標準並不是社會實踐，而是以“法令”定是非。這樣，他不免又陷入了唯心主義的泥沼之中。
韓非思想中有不少辯證法的因素。他看到事物處在不斷變化之中，指出“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他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的概念。他所講的矛與盾的故事，對人們分析問題、表達思想至今有著深刻的啟發作用（當然，他所說的矛盾，還不是科學意義上的對立統一）。他指出任何事物都不是絕對的，智有所不能立，力有所不能舉，強有所不能勝，“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他認識到條件的重要性，闡述了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的道理。他對局部與全部的關係，也有很好的分析，認為“為政”就象洗頭一樣，雖然掉一些頭發，但為了長遠的利益還是要洗。
綜上可見，韓非的政治思想對中國封建的統一事業有過一定的積極影響，韓非的哲學思想含有樸素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因素，不愧為中國曆史上的一大思想家。他的一些富有哲理的論述以及寓言故事，+是長青的，對於人們思考問題有著長久的啟迪作用。但是也必須看到，他過分強調專製統治，倡導權術，鼓吹以威勢鎮壓人民和箝製人的思想，不容其他學說存在的“不兩立”思想等等，也為曆代反動統治階級玩弄權術、鎮壓異端和勞動人民提供了理論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