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事、好友徐舫州與徐帆合著的這部《電視策劃與寫作十講》，在我的期待中即將問世。這是“二徐”自《電視節目類型學》之後的又一部既具學術分量、又具實操價值的作品，也是他們多年來教學、科研與電視實踐經驗的理性思考的結晶。
翻閱“十講”，給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一種“主體性的凸顯”。這一凸顯，重點體現於以下三個方麵：
第一，“中國的主體性”。對比當前坊間大量從西方直譯、照搬過來，“照貓畫虎”的所謂實務著作，本書無疑是總結中國經驗、符合中國國情、提升普遍電視理念的一本腳踏實地的專書。“十講”的內容，顯然比那些打著“洋招牌”的理念、技巧，更具有現實意義，更符合中國的需求。在這一點上，我本人也一貫主張“在全球化視野中走本土化路線”，而本書無疑是堅持“本土化路線”的又一力作。
第二，“電視的主體性”。在媒介融合、彙流發展的今天，電視，這一最具大眾影響力的傳播媒體，該何去何從？我們是否會在融合、彙流中丟失自我？本書在這一方麵，給出了清晰且明確的回答，這就如同作者在書中所設問“最好，還是最壞的電視時代”所想表達的那樣：在最好和最壞的之間，其關鍵是要準確把握電視媒體的主體性定位，不可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
第三，“實踐的主體性”。本書所有的理論、觀點以及相關表述沒有“掉書袋”，沒有繁冗、晦澀的論說，而是來自一線、麵對業界並指導實踐的一種解析與總結。“十講”的主體就是根據經驗性的電視一線活動歸納出來的情境、原則、技巧、問題以及解決方案。當然，在談到這些應用性的電視知識時，兩位作者也沒有完全“從操作到操作”，而是看到了具體媒介操作的媒體—社會環境以及與之相應的觀念反思。
這三個“主體性”使本書在所有電視著作中顯得富有特色，並具有切實的可操作性；而在凸顯三個“主體性”的同時，“十講”展開了對於電視策劃與寫作的方法論描摹：
在上編電視策劃的五講內容中，我們可以跟隨兩位作者“流程化”的梳理與分析，在電視生產空間的特定情境中，去理解電視策劃工作之資源、創意、方案、任務四個環節，以及界定問題、搜集資料、市場調查、整理情報、產生創意、選擇方案、實施方案、評估方案八個步驟的具體內容。
在下編電視寫作的五講內容中，兩位作者首先交代了電視寫作工作的普遍規則，然後采用“類型化”的分析體例，結合一線案例的解析，對於電視新聞消息、時事評論、專題型電視片、節目流程、節目串聯單、演播室台本、串聯詞、采訪問題單、電視策劃案以及電視包裝與推廣等領域的寫作進行了詳細的闡述。
近年來，在對中國電視發展進行的梳理中，我以“宣傳品”“作品”“產品”勾勒出其進程軌跡。而如果通觀“十講”的書稿，可以發現二位作者對於電視策劃與寫作經驗的歸納、演繹，有一個貫穿到底的對象觀念，即：把電視傳播活動的最終屏幕呈現——電視節目，視為電視業的一種產品；由此，無論是策劃抑或寫作，都是電視生產活動的某一分支，其不僅是以宣傳品、作品為潛在對象，而更直接指向電視產品的生產、傳播行為——而這，正是處於轉型期的中國電視業界、學界關注且要回答的重要命題，本書就集中展現了之於這一命題充滿個性的思考與方法。
最後，來說說兩位作者。
舫州教授在電視業界、學界馳騁二十多載，一貫以嚴謹、銳利和對電視發展的敏感及深刻而產生重要影響。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從不人雲亦雲，更不會功利性地為電視媒體唱讚歌，而是以一個人文知識分子和電視學者的姿態理性而又充滿激情地發現、挖掘正在發展中的中國電視的種種問題，並以自己的方式回應。舫州的言論、觀點常常語出驚人，不同凡響，令人警醒。
年輕的徐帆，本科就讀於浙江大學，在廣播學院研究生畢業留校任教後，又赴複旦大學深造。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南北文化交融的優勢，再加上青年才俊的稟賦和勤奮自持的研讀，使他的手筆既快捷又飄逸。
舫州的深刻洞察與徐帆的敏捷才思珠聯璧合，他們聯手推出這本《電視策劃與寫作十講》，便有了很多看頭。在“十講”即將推出之際，我要向二位作者表示祝賀，並認為，這本書會對問題頗多、極需回答的中國電視業界、學界帶來多方麵的啟示，尤其對於一線的實踐者以及電視“新鮮人”，將給予相當有價值的、方法論性質的指導與引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