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舫州是我老師，文學中人，轉道電視，身上依然20世紀80年代知識分子色彩。我和老徐，沒大沒小，書生意氣，酒肉朋友，彼此性情相投。徐帆比我年輕，但學問後來居上，這些年我糾纏於俗務，蠅營狗苟，而徐帆兄日夜精進，孜孜以求，我們接觸不多，但能感受到他噴薄欲出的才情。老徐和小徐，他們寫書，我來湊趣，赤膊揮拳吆喝幾聲。
作為一個不可救藥的悲觀主義者，我常常把目光投向過去，我懷念70年代的樸素鄉村，懷念80年代春暖花開的文學氛圍，懷念90年代中國電視的黃金歲月。好友韓東有詩：我有過短暫的鄉土生活，它構成我性格中最溫柔的部分。詩人萬夏寫成都：僅以你腐朽的一麵，就足以讓我榮耀一生。想當年的廣院，想90年代的電視往事，我的內心常常滾過這些詩句。我固執地認為，中國電視最美好的時代停留在20世紀。那時，我的母校還叫北京廣播學院，核桃林是其中最青春的部分；那時，紀錄片成為最明亮的文本，電視的心髒充滿詩意；那時，中央電視台新聞評論部如火如荼，即使今天它已像一杯冰涼的牛奶被隨意潑掉；那時，有很多電視人以媒體的責任感關注著我們的《焦點時刻》，電視台常常被看做良心的所在；那時，還有很多電視人小心翼翼地記錄並嗬護我們的《生活空間》，總有一種卑微的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麵；那時，我們的朋友陳虻還快樂忙碌地活著，他飛揚的長發成為一個時代的象征。
那個時候，我和老徐成為朋友。
90年代初期，廣院很小很美好，一院子很張揚、很真實的人，人人都是兄弟姐妹，老師學生之間沒什麼距離。老徐，文化人，據說上課時，一把紙扇，微閉雙目，大段大段背誦《紅樓夢》。我80年代辦過文學評論雜誌，少年輕狂，用法國作家福樓拜的話是，我唯一的立場就是批判。跟老徐一見如故，臭味相投。記得夏日的黃昏，校園裏翻飛著很多透明的蜻蜓，廣播裏是那個年代的學生歌曲，“校園裏大路兩旁，有一排年輕的白楊”……穿過核桃林，就是我住的5號樓，老徐常騎著一輛破自行車，叮叮當當，來找我，或者拉上我，去找胡智鋒、苗棣等人。我們談很大的話，打很吵鬧的牌，讀很文化的書，喝很便宜的酒。那是一個錄像帶的時代，我們交流著各種帶子，可能是《美國往事》這樣的電影，可能是《沙與海》這樣的紀錄片，也可能是《東方時空》這樣的節目。那是一個電視的時代，廣播在掙紮，報紙雜誌開始衰落，互聯網還在孕育中，在90年代初相對暗啞的氛圍裏，電視越來越響亮地介入我們的生活，作為電視的實踐和研究者，我們為自己的職業而充滿驕傲，也為不斷出現的電視現象而激動。
1991年，《望長城》橫空出世，對傳統文獻片的顛覆處理，跟蹤記錄的生活段落，同期聲，長鏡頭，生活流，等等，這一切都給我們電擊般的感覺。此後，日本的紀實風格作品源源不斷流入，《望兒5歲》《東京5胞胎》《鴨子的故事》，直接影響了後來《生活空間》的產生。再後，中國紀錄長片開始繁榮，《沙與海》《最後的山神》《遠在北京的家》等等，很多是廣院校友的作品，他們春風得意返回母校，我們不停為他們喝彩。1993年，中國電視最激動人心的一幕出現了：5月1日，《東方時空》誕生了，那個早晨，陽光燦爛，我們早早起床，環坐在電視機前，中國電視讓我們在這個早晨全身顫栗、血脈賁張。以後，這個欄目成為我們重點關注的對象，並不得不為此改變生活習慣。1995年，《焦點訪談》出現，1996年，《新聞調查》《實話實說》聯袂出生，中國電視進入央視新聞評論部時代，各路精英雲集、五湖四海一家，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一個個輿論監督的重磅炸彈在電視上拉響，央視成為普通百姓追求社會公正的希望，央視大門口排起了上訪的長隊。1996年，我也有幸走入這個團隊，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我和一群優秀電視人為伍，他們是我的榜樣、我的競爭對手、我的戰友，是我美好時光的最重要的部分。如今，他們都老了嗎？他們在哪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