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研究是不是一個學科，翻譯有沒有“學”，現在不應該再費時論爭了。董秋斯1951年就提出要建立翻譯學，要寫出兩部大書，一部是《中國翻譯史》，另一部是《中國翻譯學》。蘇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列？勒菲弗爾（AndréLefevere）在為《翻譯研究叢書》寫的總序中第一句就宣稱：“The growth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separate discipline is a success story of the 1980s.”（1993）我國自1979年就開始招收翻譯專業的碩士研究生，1986年國務院學位辦公布了首批“翻譯理論與實踐”（二級學科）的碩士點，現在已有一大批以翻譯研究為學術方向的碩士生和博士生。1989年以來，國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都陸續設立了一些翻譯研究項目，1992年國家技術監督局發布《學科分類與代碼》，把翻譯學正式定為語言學（一級學科）中應用語言學（二級學科）之下的一個三級學科。雖然這個學科定位還不夠科學，但這個學科的存在已被公認。這說明學科的產生和發展不是以個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它是隨著社會的進步和人類認識水平的提高而產生和發展的。近20年來，這個領域的國內外學者都在努力加大研究力度，拓展研究領域，深化研究層次，陸續出版了不少翻譯學研究的新成果。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為滿足國內翻譯教學的需求並推動這個學科的發展，經過精心選擇，引進了一套“國外翻譯研究叢書”（現已出版29種），這在我國翻譯界還是第一次。這套叢書在翻譯教學和研究中已經並將繼續發揮它的重要參考和借鑒作用。
但是引進與借鑒不是目的，我們的目的是結合我們自己的翻譯研究和教學實踐進行新的創造。怎樣創造？許多學科的發展史證明，要創造就要中外結合。怎麼結合？中國學術史告訴我們，要結合就要以自己的研究為根基，以國外的研究為參照，借鑒其理論與方法，改造和創立基本範疇，建立新的範疇係統。這個以自己為主的中外結合的原則就是學科建設的方針，也是我國翻譯研究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對一個學科的發展來說，引進國外的理論和方法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結合我們的翻譯實踐、翻譯教學與研究，寫出與我們自己的實際密切結合的論著。國內已經出版了一些這樣的著作，對翻譯學的建設起到了某種程度的推進作用，功不可沒。但從理論的係統性和研究方法的科學性上來說，我們還沒有一本多數人認可的《翻譯學導論》。此外，在中國傳統譯論的繼承性研究、外國譯論的借鑒性研究、翻譯實踐（包括翻譯教學實踐）中新問題的探索性研究、相關學科（如文化、心理學、語言學、文學、社會學、哲學等）的吸融性研究以及方法論的多層次研究（包括本學科的和相關學科的）等幾個重要領域，也都缺乏高水平的係統研究的論著。
為了進一步推動翻譯學的研究與發展，滿足這個學科研究生教育的教學與研究的需求，我們特別組織國內專家撰寫以翻譯學學科本體研究為主的係統的理論性論著——“外教社翻譯研究叢書”。在籌劃此套叢書時，我們了解到中山大學“985”學科建設項目也正組織編寫“中山大學翻譯研究叢書”，我們很高興把他們的這些選題納入到“外教社翻譯研究叢書”中來。本叢書是一個開放性的係列，我們撰寫、約稿的原則是：（1）翻譯研究類的學術專著，充分反映本領域國內外最新研究成果；（2）追求理論的係統性和學術觀念與研究方法的創新性，目的是對翻譯學的發展和翻譯人才的培養起重要的推動作用；（3）用漢語撰寫。讀者為高等學校翻譯以及其他相關專業的教師、研究生，翻譯學界、語言學界以及文學、文化、哲學與心理學等學界的翻譯工作者和愛好者。
翻譯是人類跨語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動，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最重要的手段和途徑之一。I？A？理查茲（Ivor Armstrong Richards）曾說，翻譯很可能是宇宙進化過程中產生的人類最複雜的一類活動。它的複雜性必然對我們的研究構成挑戰，要求我們的研究不斷拓展，不斷創新，不斷深化。從古至今，大體說來，人類對翻譯的研究已有了直觀經驗式的、文藝學的、語言學的、文化學的等多種視角和方法。我們相信，我國的學者一定會同世界各國的同行一道，對人類這項重要而複雜的活動不斷加以探索，進行多層麵多角度的研究，為這一學科的發展做出我們自己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