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前半，時代際逢滄桑之變，在這一特殊的曆史語境中，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大批學界先驅以其旺盛的精力和天才般的創造力為後人留下了眾多不朽的鴻篇巨製，他們或著書以陳己見，或譯介以傳人言，這的確是一個呼喚巨人且產生巨人的時代，而這一時代所造就的學界巨子不僅有著難以遏製的再現自我的話語意識，即若在傳遞他人思想方麵也表現出了不可壓抑的強烈欲望。
周作人就是一位在這一特殊曆史語境中成長起來的學問大家，而且同魯迅、郭沫若等許多在新文化運動中成長起來的文壇巨匠一樣，周氏也曾完整地接受過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淫，也曾自覺或不自覺地沐浴過西方現代思想的洗禮，也曾直接或間接地經受了時代潮流的滌蕩，這一切過後，他也最終走上了著譯生涯，並將幾近半生的時間和精力奉獻給了自己所鍾愛的翻譯事業。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無論是創作還是翻譯，以成就而論，同輩人中能望其項背者實可謂屈指可數。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盡管周氏曾為新文化運動不可或缺的拓荒者和代言人之一，盡管他畢生著譯煌煌千餘萬言，若論其之於後世的影響，則似乎並沒有像同代人那樣被賦予應有的曆史地位。這的確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遍觀國內近幾十年來業已付梓的現代文學教材或研究專著，能將周作人重重寫上一筆者實在是寥寥無幾，再隨手挑出任何一位稍有影響的現代文學作家，便可輕而易舉地檢索到厚厚一冊或數冊相關的研究資料，而對於周作人，情況則大不相同了。
然而這又是一個可爭的事實。正如陳子善先生所言：“在20世紀中國文學和文化史上，周作人是一個巨大而複雜的存在。”（徐舒虹，1999：1）的確，周作人的存在無疑是“巨大”的，因為他曾與魯迅一起被譽為五四文壇上的“周氏兄弟”，又曾與胡適、魯迅齊名，被尊為新文化運動中的三大巨人之一。與此同時，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有爭議的人物之一，他的存在又是“複雜”的，而這種複雜性即使在整個中國文學和文化史上亦實屬罕見。可以這樣說，他是一位集眾多矛盾於一身的人物：他著譯豐厚，本當以鴻儒相稱，但卻一度為國內學界所不齒；他曾是五四時期激進的文壇驍將，民族危亡之際竟演繹出附逆醜聞；他生性篤實，溫良敦厚，卻與眾多文人結下恩恩怨怨，打過不少的筆墨官司；他中庸為道，崇尚閑適的士大夫生活方式，暮年則於“窮”、“病”、“鬧”中不得善終……也許正是由於這些難以找到契合點的矛盾，後人論之，每每必有裹足，即使偶爾涉筆，也多為反襯，不乏微詞，至於翻譯，則更是鮮有人提及。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無論依據何種標準，周氏均堪稱一位當之無愧的翻譯家與翻譯理論家，在60餘年的文學翻譯生涯中，他曾與兄長魯迅一起提出並倡導過先進的翻譯理念和思想，他酷愛譯業，成就卓然，且孜孜不倦，譯風嚴謹，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對於這樣一位並不多見的學者型翻譯家，全麵而客觀公正的梳理與評價工作將為當下的翻譯研究提供不可小覷的參考與借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