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等地，歐洲小說是大量被人們購買的。中國人好像並不受此影響，但在青年中還是常常有人在讀著。住在本鄉的周某，年僅二十五六歲的中國人兄弟倆，大量地閱讀英、德兩國語言的歐洲作品，而且他們計劃在東京完成一本名叫《域外小說集》，約賣三十錢的書，寄回本國出售。現已出版了第一冊，當然，譯文是漢語。一般中國留學生在讀的是俄國革命虛無主義的作品，其次是德國、波蘭那裏的作品，單純的法國作品之類好像不太受歡迎。（張菊香、張鐵榮，2000：79―80）
盡管隻是一則短訊，該文實際上已具備了一定的研究性質，它將周氏兄弟對法國等歐洲國家文學作品的自覺閱讀和翻譯活動置於當時中日兩國對西方文學進行整體接受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並以褒揚的語氣對周氏兄弟不乏開拓意義的譯介成就及傾向作了簡要的評述，因此可視為關於周氏翻譯研究的發軔之作。然而應當指出的是，這樣的呼應畢竟太微弱了，而且又是來自遙遠的異域，它隻能一定程度地說明域外對於我國“西學東漸”現象的敏感態度，至於影響一麵，充其量不過是在周氏翻譯研究這塊處女地上剛剛立起的一塊不甚顯眼的界碑，若論真正的奠基工作，則要推到十幾年以後了。
1923年2月，《申報》50周年紀念特刊上發表了胡適的《最近之五十年》一文，文章對周作人的翻譯活動和譯介成就進行了比較全麵而客觀的評述。胡適首先肯定了林紓在以古文翻譯小說方麵取得的成績，而隨後則筆鋒一轉，指出這樣的成績到底還是歸於失敗，究其緣由，大致因為古文畢竟是死的文字，無論做得如何出色，究竟隻能供少數人賞玩，既不能行遠，且難以普及。接著作者又舉了周氏兄弟翻譯的例子：“十幾年前，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來譯小說。他們的古文功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們譯的《域外小說集》比林譯的小說確是高的多。”他引用了周作人所譯安徒生童話《安樂王子》（通譯《快樂王子》，筆者注）作為例證，並分析指出：這樣的文字，以譯書論，以文章論，都可算是好作品，“但周氏兄弟辛辛苦苦譯的這部書，十年之中，隻銷了二十一冊！這一件故事應該使我們覺悟了。用古文譯小說，固然也可以做到‘信、達、雅’三個字，——如周氏兄弟的小說，——但所得終不償所失，究竟免不了最後的失敗。”（江義華，1998：111）還是在同一篇文章中，胡適對周作人繼《域外小說集》以後的翻譯則給予了不菲的評價。他指出：北歐的易卜生、安徒生等，東歐的托斯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庫普林等，以及新希臘、波蘭等一批作家的作品，在這一年之中都介紹進來了，而“在這一方麵，周作人的成績最好。他用的是直譯的方法，嚴格的盡量保全原文的文法與口氣。這種譯法，近年來很少有人仿效，是國語歐化的一個起點”。（同上：153）
胡適為文，雖非針對周氏一人，亦非專論其翻譯，但大家出言，立論總不乏新穎獨特之處，因而能探幽發微，時有灼見，也是自然的事。我們知道，在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上，胡適一向被認為是學界無可爭議的執牛耳者，所謂登高一呼，應者雲集，正是當時真實的寫照。就此而言，這篇文章雖略帶點評的性質，仍可以視為周作人翻譯研究的開山之作，其影響於後來者自是不可小覷。
的確，胡氏以降，論及周氏翻譯者雖稱不上趨之若鶩，卻也不乏其人，比如五四時期的錢玄同就曾有過如下評述：
周啟明君翻譯外國小說，照原文直譯，不敢稍以己意變更。他既不願用那“達詣”的辦法，強外國人學中國人說話的調子，尤不屑像那“清宮舉人”的辦法，叫外國文人都變成蒲鬆齡的不通徒弟，我以為他在中國近來的翻譯中，是開新紀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