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論者間接地批評了嚴複、林紓等人為求“達詣”而用古文翻譯外國作品的取道，以此來反襯出周作人一貫恪守的“直譯”標準的可貴之處。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毫無諱言地啟用“開新紀元”一語來作為對翻譯家周作人的定論性評價，由是可見周氏於當時譯壇毋庸置疑的獨特地位。
胡適、錢玄同從宏觀的角度對周作人的譯事及譯績作了整體性評價，至於評價是否客觀公正，尚未見有人對此提出過質疑。我們認為，胡適、錢玄同之後，相關評價日漸增多，但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評價大都帶有點評的性質，且東鱗西爪地散見於當時的報刊書籍，既沒有形成研究的規模與氣候，也不一定具有很高的學術研究價值，因此這裏不再一一贅述。
若論真正意義上的研究風氣的形成，則是半個世紀以後的事了。20世紀80年代以降，隨著國內學術環境日漸寬鬆，作為周作人整個研究課題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周氏翻譯研究也逐漸引起了人們的廣泛興趣。在這方麵，卓有成就者不在少數，如郭延禮、李景彬、張鐵榮、王錦厚、陳福康、舒蕪、倪墨炎等知名學者均在自己的研究專著中對周作人的翻譯活動、翻譯思想、翻譯理論與實踐等進行過較為深入的探討，這些探討不乏一定的創建性，其係統性也遠遠超越了前人。然而由於各人學術興趣、研究方法、研究角度以及研究範圍的不同，上述學者探討問題時所達到的廣度與深度也不盡相同。大致看來，多數作者隻是從某一方麵就相關問題進行了概括性論述，論述內容涉及周氏的翻譯活動、所提出的翻譯思想與翻譯理論、翻譯與創作的互動關係等等，整體而言，這些研究在內容和範圍上尚需要進一步深化與拓寬。
以深度和廣度而論，則當以錢理群先生的研究為上。錢先生的觀點主要見於《周作人論》一書，在該書中，作者專門設立一章，就周作人翻譯問題進行了如下幾個方麵的探討：
一、周作人代表了繼嚴複、林紓以後的第二代翻譯家，而作為這一代翻譯家，他們“是以‘照原文直譯’為旗幟的”，因此他們才“具有了自己的獨立價值”。（錢理群，1991：226）
對於上一代的翻譯家，周作人曾經是表示過感謝並給予充分肯定的。事實上，早年正是通過嚴複所譯赫胥黎的《天演論》一書，他才第一次接觸了西方先進思想，也正是通過林紓的翻譯小說，他才產生了對於外國文學的極大興趣，並在模仿中開始了自己早期的翻譯活動，因此應該說，上一代翻譯家在周作人身上所起到的“媒”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但同時應當指出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媒”的作用卻發展到了另一個方向，比如在梁啟超的影響下，周作人就發現了嚴複、林紓等人翻譯中的缺失之處，這種缺失在形式上表現為把外國人的著作都變成“載飛載鳴”的斑馬文章，思想上體現為“以夏變夷”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改良主義。而學生對於先生的背叛，“不僅是因為周作人這一代對外文的精通，使他們不必如林紓似的依靠別人的口譯來做翻譯，而是在翻譯觀念上、基本指導思想上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同上：226）這種實質性的思想觀念上的變化一方麵體現在翻譯對象與內容的選擇上，同時也表現在由“益智”到“移情”的翻譯目的的轉變上，時至五四新文化運動爆發，這一變化的結果終於在周作人身上產生了勢不可擋的催化與催生作用。
二、假如我們對上述所謂的思想觀念上的實質性變化做進一步的深究，即可發現周作人這一代翻譯家所追求的以“存真”為翻譯宗旨的最終指導思想。“存真”自然是為了求得西方文化的真實價值，並以此來改變令人困頓已久的中國封建傳統文化，換句話說，也就是要借思想改造語言，又要借語言改造思想，注重於翻譯內容的突破，力圖輸入真正與中國封建傳統文化異質的現代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