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錢理群客觀地評價了《域外小說集》所具有的“存真”意義上的價值，指出它的付梓是介紹“被侮辱與被損害民族文學”的第一個自覺的努力，給其時的中國現代翻譯事業注入了時代的青春活力，具有錢玄同所謂的“開新紀元”的意義。作者還對周作人五四前後的其他譯介活動及成就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指出作為“古今中外派”的周作人通過翻譯對於人道主義這種全人類“共通的精神”的宣揚不啻與世界文學潮流取得了共同語言的曆史的期待。（同上：230）
三、關於翻譯同語言發展的關係，作者指出，周作人先進的翻譯觀不僅體現在思想一麵，而且還表現在對翻譯與語言發展之間的關係所進行的辯證思考。在周作人及其同代人看來，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語言形式的不同，實質上是反映了民族思維方式與感知方式的不同，表現了不同的社會曆史文化傳統。（同上：234）也就是說，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的意義，不僅在於引入新思想與新文學，更是為了促進民族的思維與心理以及民族語言的改造，而我們也正應該從這一角度來理解以周作人、魯迅為代表的這一代人堅持“直譯”標準的深刻內涵與意義，換言之，正是在采納新名詞及語法的嚴密化這一點上，周氏兄弟所竭力主張的“直譯”的翻譯文學發揮了重要作用。從周作人等對林紓用文言文翻譯外國文學的道路的曆史否定，到他們有選擇地將文言成分作為現代翻譯語言的有機組成成分，這充分顯示了我國現代翻譯史上語言觀的曆史的辯證發展過程。
四、關於譯者的自覺參與意識，作者指出，“周作人的翻譯所引入的藝術世界存在著內在和諧與統一，這是翻譯家主體對於作為客體的翻譯對象的主觀選擇的結果，是主、客體的一種內在的契合。”（同上：237）周作人一方麵堅持“直譯”的翻譯觀點，但同時又強調翻譯者主體在翻譯活動中並不是絕對消極被動的，因為真正的翻譯不僅要求形式上的契合，更要求譯出原著的“神韻”，而要傳達出作為作家全部個性的“神韻”，就必須達到“自我”與原文“化而為一”。
在這方麵，錢先生一如既往地對周作人做出了高度的評價。他指出，在中國現代翻譯史上，譯作能夠自成獨立藝術世界的翻譯家是不多的，周作人即是其中最傑出者之一；以日本古典文學和古希臘文學作品的翻譯為例，就表現出了周作人在尋求與自己主觀心靈相契合的目標時所獨具的慧眼；周作人以他優美的譯筆，溝通了中國讀者與在時空上迥然不同的國家的原作者的心靈，同時又提高了翻譯文學的獨立地位與價值，這都構成了周作人在中國現代翻譯史上的獨特貢獻。（同上：238）
在上述幾個方麵的論證中，錢氏以獨具的慧眼對周作人翻譯研究中的幾個關鍵問題進行了有理有據的分析，其觀點新穎、鮮明，為他人所不及。
總之我們認為，翻譯研究已成為有關周作人綜合性研究課題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事實也正該如此，因為我們知道，同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成長起來的其他許多文學家一樣，周作人也是由翻譯走上創作道路的，更重要的是，對周作人而言，翻譯還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翻譯活動不僅貫穿了他整個文學生涯的始終，而且還影響了他的世界觀的形成以及人生道路的選擇，凡此等等，都說明將翻譯家周作人作為研究對象的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