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周作人作為文學家與思想家的地位是在五四運動中才開始得到認可的話，那麼他作為翻譯家的聲名則成於更早時期。我們知道，早在南京留學期間，他就翻譯並發表了《俠女奴》、《玉蟲緣》等部分作品。在這些譯作中，他常借助序言來表達自己的感受，所謂“沉沉奴隸海，乃有此奇物，亟從歐文移譯之，以告世之奴骨天成者”，雖然隻是寥寥數語，字裏行間已經可以看出周氏早期翻譯思想的雛形。
東京留學期間，他更是推出了大量的譯作，這其中不少為東歐及北歐國家和地區弱小民族或被損害民族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的移譯一方麵自然會產生不可小視的社會影響，而另一方麵同樣重要的是，他的翻譯思想也為自己早期文學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可以這樣說，無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還是隨後發生的左翼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中，當周作人以旗手的身份現身說法時，我們不難發現他所譯介的作品中的文學思想之於他先進的文學理念的重要影響，換言之，如果說這一時期發表的《人的文學》、《平民的文學》、《新文學的要求》等一係列文論成就了他的文學理論家的地位，其中自然也少不了他從前一期拓荒似的譯介實踐中所攝取的營養，而正是通過對異域文學作品的移譯和借鑒，再加上自己獨特敏銳的觀察與思考，才使他成為當時一呼百應的文壇人物。
五四以後，周作人的整個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隨著生活態度轉向閑適，他在創作上開始追求閑適的小品文風格，而與此同時，他的翻譯興趣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這一時期的周作人雖然沒有完全忘記以前所選擇的翻譯目標，但興趣的中心卻主要轉向了反映濃厚人情味與人道主義思想的日本古典文學和古希臘文學，並深深地沉浸於代表東方民族人情美的描述日本先民生活的那種一如隔世的幽靜畫麵以及反映西方民族審美特征的古希臘人的“人神合一”的神話世界裏去了。可以這樣說，從五四時期到解放前期，盡管周作人在創作和翻譯上都處於低潮階段，但他從來沒有忘記翻譯，而且對翻譯的選擇也一如既往地反映了他的創作乃至思想觀念與生活態度變化的軌跡。
新中國建立後的幾十年間，周作人再一次迎來了自己文學生涯的黃金時期，隻是這一時期他幾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異域文學作品的移譯上，而幾近放棄了讓自己所以能夠享譽文壇的文學創作。史料研究表明，此時的周作人顯然更為重視翻譯，他甚至把翻譯視為自己畢生追求的“勝業”，乃至在多次修改的遺囑中也一再提到自己的翻譯。到了後期，周作人的思想是十分複雜的，因此我們很難解釋他為何惟獨鍾情於翻譯，也不易透析出翻譯同他的生活與創作之間的種種關係，我們所看到的是，這一時期的周作人翻譯了幾百萬字的日本和古希臘文學作品，並且撰寫了十餘篇討論翻譯的文章。可以這樣說，假如周作人能夠稱得起翻譯大家的話，或者說假如他值得作為一位翻譯家進行研究的話，這一時期至少是不能撇開不談的。
上述分析表明，在周作人的一生中，翻譯與創作是並重並舉的，他的文學生涯以翻譯始，又以翻譯終，翻譯影響了他的思想的雛形與發展，翻譯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他作為文學家與思想理論家的地位。正是基於這樣的思考，我們才有充分的理由將翻譯家周作人作為研究對象，我們深信，這樣的研究既能從一個側麵對周氏其人進行更為詳細的剖析，為有關周作人的整體性探究提供一定的參考與借鑒，從而使整個課題研究更加係統化，而且還能夠將周作人這樣一位主要享譽於創作的翻譯家的另一麵客觀地展示給世人，這一方麵能把周作人身後那些幾將被淡忘的大量的譯作以及他所提出的對目前翻譯研究仍有借鑒作用的翻譯理論挖掘出來，同時對於更為完整全麵地了解周作人其人亦不乏助益。或者說，有關周作人與翻譯的研究，無論是對於周氏綜合性研究的整體把握，還是對於中國現代文學史與翻譯史流變的反映，以及對於曆史人物——包括有爭議的曆史人物——之於時下的啟示或借鑒作用的認識，都具有不可忽視的學術研究價值。
然而，在有關周作人的整體研究中，盡管翻譯研究目前已受到人們的普遍關注，並於近年來獲得了頗為豐厚的研究成果，但我們不難看出，大部分研究仍然局限在對於過程的概略性引介上，而並未針對某些實質性問題進行條塊性的展開與分析，因此我們認為，該課題的研究仍有待進一步的完善和係統化。鑒於此，作者擬以周作人與翻譯為研究對象，多視角地就周氏的整個翻譯活動、翻譯對於他的世界觀的影響與形成、翻譯與創作之間的關係、周氏翻譯現象的曆史與現實意義等問題進行全麵的探究，以彌補周氏整體研究中所存在的環節上的缺失，同時還希望能從一個方麵為中國翻譯史的編寫提供一些基礎材料。
基於上述思考，本書將運用以下3種方法對周氏的翻譯活動、翻譯思想、翻譯理論、翻譯成就及其在中國現代翻譯史上的地位與價值進行全麵的挖掘與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