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周作人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大致出現於20世紀30至40年代，但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周氏創作文體與風格的探討，至於周作人翻譯問題的研究，隻是到了20世紀後期才形成了一定的氣候。20世紀80年代以後，一批周作人方麵的研究資料開始問世，其中如張菊香主編的《周作人年譜》、《周作人研究資料》等著述以其客觀翔實的內容為周作人研究的全麵展開起到了催生作用，從而使該領域進入了真正意義上的學術探討階段。應該說，周作人翻譯研究是與整個研究同步展開的，在近年來出版的周作人研究資料與專著中，作者大都或多或少談到了與翻譯有關的問題，這其中，論及翻譯較多的如錢理群的《周作人傳》和《周作人論》、張鐵榮的《周作人評議》、李景彬的《周作人評傳》及《魯迅周作人比較論》、舒蕪的《周作人的是非功過》、倪墨炎的《中國的叛徒與隱士：周作人》等，每一位作者都從相同或不同的角度就周作人翻譯現象進行了詳略不一的探討。關於目前周作人翻譯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與缺失之處，筆者已在相關章節進行過詳細剖析，這裏再就本研究的發展趨勢稍事一番展望。
我們知道，翻譯家研究是翻譯史乃至整個譯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據我們理解，翻譯家研究應大致涉及到翻譯活動綜述、翻譯理論梳理、翻譯思想分析、翻譯實踐評價、翻譯成就與影響、翻譯家對比研究等方麵的內容，周作人翻譯研究當然也應該圍繞這幾個方麵的問題展開。
關於周氏翻譯活動的研究，應該說近年來取得了最為顯著的成果，事實上，在上麵所提到的不少專著中，翻譯研究部分大都是對周氏翻譯活動的綜述。通過對比還可以看出，上述研究者在資料來源及使用、內容安排、評價觀點等方麵總體上是大同小異的，所不同的隻是內容上的多寡不一。我們認為，在今後一段時間，有關周氏翻譯活動的研究一方麵應注重相關資料的進一步搜集和整理，同時還應在占有豐富資料的基礎上注意研究內容的真實性與客觀性。
以往的研究對周氏提出的翻譯理論也有過不少論述，隻是這些論述多流於泛泛而談，而沒有對相關問題進行更為深入的剖析，比如周氏“直譯”觀的形成與發展，周氏譯論與翻譯實踐的關係，周氏譯論在我國翻譯史上的地位等。除此之外，還有將周氏譯論置於我國及西方現、當代翻譯理論的大框架內進行考察的可行性等。所有這些，都需要在今後的研究中進行更深層次的探討。
關於周氏的翻譯思想，錢群理先生在其《周作人論》一書中曾作過頗為精辟的分析，這一點前文已有過論述。應該說，正如其他方麵一樣，作為周作人研究方麵的權威人物，錢氏的周作人翻譯思想研究也代表了該領域目前所具有的前沿水準。而我們認為，周作人翻譯思想方麵的研究仍應有文章可做，比如周氏翻譯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翻譯思想與文學創作思想的關係、翻譯思想的複雜性及局限性、翻譯思想在翻譯實踐中的具體體現、前後期翻譯思想的對比或比較等等，在今後的研究中，如果能將上述所有問題整合起來加以梳理，相信有關周氏翻譯思想的研究將會取得新的突破。
在以往的研究中，有關周氏翻譯實踐的評價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這其中原因自然是多方麵的，但主要還是在於上文提到過的譯文文本研究的可操作性問題。首先，與其他幾個方麵的研究相比，譯文文本研究對研究方法具有更強的依賴性，比如要探討翻譯與創作的互動關係，就要借助比較文學或接受美學的研究方法，隻有這樣，才能捋清翻譯文學與本民族文學之間種種紛繁複雜的關係。其次，對譯文文本的分析與評價還涉及到研究者的語言認知能力問題。上述兩個方麵的問題實際上涉及到了兩個不同的研究側麵，一是從比較與接受的角度對翻譯文本與創作文本之間的關係進行對比研究，二是對翻譯文本本身進行細讀與評析，其中前者側重的是翻譯之於目標語文學或文化的影響，後者側重的是譯文之於原文是否忠實、譯文在表達上是否通順等微觀語言層麵上的問題。我們認為，無論從宏觀方麵進行思考，還是從微觀方麵切入探討，有關周作人翻譯文本的解讀與詮釋工作尚有許多空白需要填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