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周作人首先是以翻譯家的身份亮相於文壇的。早在新文學運動以前，他就翻譯了30餘篇短篇小說及7部中篇小說，並廣泛介紹了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家和作品。新文學運動之始，他於1918年1月又在《新青年》發表了翻譯論文《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說》，以後《新青年》各期上幾乎都有他的譯文，直到1922年左右，他的文學活動主要還是以譯述為重點的。這一時期譯出的古希臘、日本等國家的文學作品分別以《陀螺》、《點滴》、《冥土旅行》、《狂言十番》、《空大鼓》、《現代日本小說集》、《現代小說譯叢》等為書名結集出版，在當時是頗有影響的。此外，他還撰寫了《安得森的〈十之九〉》、《英文‘she’字譯法之商榷――致錢玄同》、《譯詩的困難》、《翻譯與批評》、《翻譯文學書的討論――致沈雁冰》等多篇翻譯研究論文，並在譯文前言、附記中多次論及翻譯問題。就周氏整個翻譯生涯而言，這一時期應該是他最為豐厚的收獲季節之一，此時他的翻譯理論及翻譯思想得以形成並臻於完善，而且最能體現這些翻譯理論與思想的譯作也大都是在此間問世的。
1923年至新中國建立前夕，周作人將主要精力轉向了創作，即便如此，他並沒有完全擱置譯筆。據不完全統計，周氏在這一時期譯出的作品達200餘篇（部）之多，即使在附逆以後，他還翻譯了日本作家阪本文泉子的《如夢記》、英國哈理遜的《希臘神話論》等。1949年南京服刑期間，他竟還有心情譯出了英國作家勞斯的《希臘的神與英雄與人》一書。此外他還撰寫了《書名的統一》、《林琴南與羅振玉》、《嚼字》、《非邏輯》、《希臘人名的音譯》、《明譯〈伊索寓言〉》、《〈遵主聖範〉》、《邏輯的譯名》、《學外文與譯書》、《談翻譯》等多篇翻譯研究論文，加上眾多譯文序跋、後記以及為別人所作的譯文序中的零星論述，周氏的話題幾乎涉及到了翻譯操作的方方麵麵。
1950年始，周作人進入了翻譯活動的又一個黃金時期。在此後的幾年裏，他撰寫了《名從主人》、《名從主人的音譯》、《談翻譯》、《〈伊索寓言〉》、《重譯書》、《重譯書與重出書》、《譯名問題質疑》、《遐壽同誌的來信》、《關於編寫中國翻譯史的意見》、《翻譯與字典》、《翻譯計劃的一項目》、《翻譯四題》、《誤譯二例》、《英語本位的音譯》、《翻譯工作專業化》、《童話的翻譯》等十幾篇關於翻譯的文章，這裏既有他對前期觀點的修正與總結，又不乏許多新的思考與見解。同時在翻譯實踐上，周氏也開始了一生中最為豐厚的收獲時節，先後完成了《伊索寓言》、《日本狂言選》、《顯克微支短篇小說集》（合譯）、《烏克蘭民間故事》、《俄羅斯民間故事》、《歐裏庇得斯悲劇集》（合譯）、《浮世澡堂》、《浮世理發館》（日本式亭三馬著）、《枕草子》（日本清少納言著）、《古事記》（日本安萬呂著）、《石川啄木詩歌集》（合譯）、《對話集》（路吉亞諾斯著）、《平家物語》前7卷等大部頭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他在這一時期的譯文最充分地體現了作為典型的學者型翻譯家的嚴謹風格。正如文潔若女士所言：“每一部作品，他譯起來都揮灑自如，與原作不走樣。最難能可貴的是，不論是哪個時代的作品，他都能夠從我們豐富的語彙中找到適當的字眼加以表達。”文女士曾長期從事周作人譯本的編輯工作，因此她的評價應該不會有言過之處的。
縱觀周作人畢生的翻譯活動，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無論是在翻譯實踐上還是在翻譯理論方麵，他都做出了顯著的成就和貢獻。鑒於此，我們有必要對周作人翻譯研究之於我國文學史與翻譯史研究的意義和價值以及有關周作人翻譯研究的未來走向稍事分析與探討。
首先，周氏曾於五四時期前後提出過先進的翻譯思想。同魯迅一樣，早期的周作人也曾受到梁啟超等人翻譯思想的影響，強調翻譯之於“改良思想”、“補助文明”的重要意義，所謂“沉沉奴隸海，乃有此奇物，亟從歐文移譯之，以告世之奴骨天成者”，即可以視為周氏初登譯壇時激進翻譯思想的萌芽。很顯然，這樣的翻譯思想是以借鑒為宗旨的，可以這麼說，隨著認識的深化，至五四運動前後，這種異域文學思想的借鑒貫穿了周氏翻譯活動的始終，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周氏的翻譯思想也順應了時代的要求，因而也彙入了整個新文學運動中翻譯思想的主流。就新文學運動的發生與發展情況來看，異域文學思想的輸入不啻起到了催生與先驅作用，這一點可以用周作人1918年1月發表於《新青年》上的《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說》一文加以印證。從時間上來看，《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說》的發表恰是火候，因為此時以“人的文學”為宗旨的新文學運動已蓄勢待發；就作用而言，它又很可以說是一篇號角似的文章，它的發表可視為周氏即將演繹出的“文學即人學”這一泊來思想的先聲。比如《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說》中有作者對陀氏《罪與罰》一書的評價：“使我輩聽見最下等最穢惡最無恥的人所發的悲痛聲音，他們墮落的靈魂，原同爾我一樣。同爾我一樣，他們也愛道德，也惡罪惡。”對於陀氏筆下的畸形人物，周作人深表稱讚與同情，因為他們真正體現了自然的人性，能夠讓人體會到那種“人性的美”。展示自然真實的人性以及“人性的美”，事實上就是五四初期以周作人為代表的新文學運動先驅們所倡導的“人的文學”或人道主義文學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