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五四譯壇上，“周氏兄弟”幾乎是作為專有名詞而成為人們共同褒貶的對象。《晚清小說史》一書的作者阿英這樣評述道：“晚清翻譯小說，林紓影響雖然最大，但就對文學的理解上，以及忠實於原文方麵，是不能不首推周氏兄弟的。”（阿英，1986：220）與此相反，梁實秋等人則把他們的譯文貶為“硬譯”、“死譯”、“好像看地圖”，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實可謂智者見智，仁者見仁。
此外，關於周氏兄弟各自的翻譯，不少人也曾作出過褒貶不一的評價。1925年，譚正壁在《中國文學史大綱》一書中指出魯迅翻譯的小說“實較乃弟為佳”，周作人的譯文“太西洋化”了。1919年，《新青年》上發表了錢玄同《關於新文學的三件大事》的通信，信中說：“周啟明君翻譯的外國小說，照原文直譯，不敢稍以己更改。他既不願用那‘達詣’的辦法，強外國人學中國人說話的調子，我認為他在中國近年的翻譯界中，是開新紀元的。”1941年，《北半月刊》登載了木曾的《翻譯新義》一文，文中這樣寫道：“民國元年為新文學理論的建設年，至民國七年便大量翻譯外國文學作品，就中以周啟明先生的成績最佳。周先生的譯書即用直譯法，胡適之先生之《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說：‘他用的是直譯的方法，嚴格的盡量保全原文的文法與口氣，近年來很少有人仿效，是國語歐化的一個起點。’”上述兩派的評價或推崇之至，或貶低之極，實令人無所適從。這裏我們不妨從兩人的譯文中各摘錄一段文體相當的內容，通過客觀的分析與對比，試從中得出較為確當的結論。
有人說，小兒的睡相，是純樸，可愛的。我曾經這樣去看著，對它凝視過。但在今卻不這樣想了。夜一深，獨自醒著，凝視著熟睡的小兒，愈凝視，我的心就愈淒涼。他的麵頰，以健康和血氣而鮮紅。他的皮膚，沒有為苦慮所刻成的一條皺。在那不識不知的崇高的顏麵全體之後，豈不是有可怕的黑暗的命運，冷冷地，惡意窺伺著麼？
嗚呼，我愛浮世繪。苦海十年為親賣身的遊女的繪姿使我泣。憑依竹窗茫茫然看著流水的藝妓的姿態使我喜。賣宵夜麵的紙燈，寂寞的停留著的河邊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鵑，陣雨中散落的秋天樹葉，落花飄風的鍾聲，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無常，無告，無望的，使人無端嗟歎此世隻是一夢的。這樣的一切東西，於我都是可親，於我都是可懷。
簡潔、凝練是魯迅散文創作的藝術特色之一，而這一點正完美地體現在了上述引文裏；就整體而言，譯文中根本看不到因過分強調直譯或勉為其難地進行硬譯、死譯而造成的拖泥帶水或生吞活剝的痕跡，它既再現了原作者所特有的細密的筆觸，又不失表達上的優美與流利，讀來頗耐人尋味。周作人的譯文一方麵也體現了自己散文創作中特有的衝淡平和的韻味，同時又相當成功地再現了永井荷風的唯美主義藝術風格，默默吟上一遍，我們不難從字裏行間品味到那種措辭不雕不腴之美，筆調婉曲紓徐之妙，在折服於譯者嫻熟的語言駕馭能力的同時，又會不期然地淹入一種幽玄淒清的境界；也許有人會說譯文在結構上不甚緊湊，但筆者看來，這種散而不亂的句式恰恰表現了原作中所蘊涵的那種繾綣的“無常”、“無告”與“無望”的感觸。一般認為，日語在表達上質樸而和諧，描述時優美而含蓄，但這些妙處在翻譯中卻最是難以言傳，譯出來的東西大都會流於生澀拗口，就此而言，上述兩段引文已足見譯者極其深厚的語言功力了。
通過分析與對比，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上文中所引各家的評論都不免有偏激或言過之處。公允地說，周氏兄弟的直譯觀點並無過分挑剔的餘地，因為在這種觀點的指導下兩人都曾推出過大量優秀的翻譯作品，但同時應當指出的是，作為一種觀點，它又經曆了一個逐步發展並臻於完善的過程，因而在早期階段也就難免會出現某些不甚成功的譯文；其次，關於兩人各自翻譯實踐中的成敗優劣也不易從簡單的譯文抽樣調查中得出定論，我們認為，如果單就譯文中的優點而言，隻能說是各有千秋或各具特色罷了。
總之，最為難得的是，在我國新文學運動的拓荒時代，無論別人如何褒貶，周氏兄弟一直在迎著料峭的春寒，孜孜不倦地攜起手來，為我們開辟了一條攀登“通天塔”的道路。盡管兩人後來分別選擇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他們各自為繁榮我國草創時期的翻譯事業所做出的努力與貢獻卻永遠是無法抹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