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的翻譯理論可概括為“直譯”、“求信”和“達旨”三個方麵。首先：兩人都一致強調直譯。魯迅早在《域外小說集》序言中就曾以“詞致樸呐”、“？譯亦期弗失文情”、“抽意以期於信，繹辭以求其達”之說表達了自己的直譯觀點，其後他又在譯文《出了象牙之塔》後記中寫道：“文句仍然是直譯，和我曆來所取的方法一樣；也竭力想保存原書的口吻，大抵連語句的前後次序也不甚顛倒。”此外他還在盧那卡斯基的《文藝與批評》日文重譯本附記中進一步指出：“在我是除了還是這樣的硬譯（即直譯――筆者）之外，隻有‘束手’這一條路――就是所謂‘沒有出路’了。”
周作人比較成熟的翻譯觀點主要見於1925年出版的《陀螺》一書的序文：“我的翻譯向來用直譯法，所以譯文實在很不漂亮，――雖然我自由抒寫的散文本來也就不漂亮。我現在還是相信直譯法，因為我覺得沒有更好的方法。”事實上，早在《域外小說集》付梓時，他就和魯迅一起發表過自己的直譯觀，其後在1918年與張壽朋的通信中，他更是開宗明義地表達了對直譯的看法，提出自己以後的譯本“最好是逐字譯，不得已也應逐句譯”，甚至寧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從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出，周氏兄弟對直譯的態度是何等默契，甚至連闡述中所用措辭也都相差無幾。
那麼周氏兄弟何以如此鍥而不舍地追求“直譯”、“硬譯”或“逐字譯”，以至於寧可讓譯文“中不像中，西不像西”呢？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魯迅《關於翻譯的通信》一文中找到答案：“這樣的譯本，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法。”在借鑒西方先進思想的同時，又創造性地引進新的表現形式，以彌補早期白話漢語在思維與表達方麵不甚精確的缺陷，這便是兩人一致強調直譯的主要目的所在。與此同時，強調直譯，反對歸化，還進一步反映了周氏兄弟的又一重要觀點，即兩人所共同倡導的譯文應具有“異國情調。就是所謂的洋氣”。魯迅還是在上述一文中指出：“其實世界上也不會有完全歸化的譯文，倘有，就是貌合神離，從嚴辨別起來，它算不了真翻譯。”同樣，周作人在《空大鼓》譯文序中也申明：“不像漢語，――有聲調的好讀的文章，因為原是外國著作，如果同漢語一般模式，就是隨便亂改的糊塗文，算不了真翻譯。”的確，譯者麵對的畢竟是外國的東西，假如如魯迅所說的對“洋鬼子”一味地“削鼻刺眼”，也就失去翻譯的部分意義了。
其次，周氏兄弟雖然強調直譯，但決沒有把直譯、意譯對立起來，恰恰相反，他們也讚成一定程度上的意譯，或至少兼用意譯。例如魯迅在《且介亭文二集》中指出：“凡是翻譯，必須兼顧著兩麵，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原作的風姿……”這裏的“力求易解”和“保存原作的風姿”實際上就是一種在直譯、意譯完美結合中而獲得的信與達的理想狀態。關於這一點，周作人在“《陀螺》序”中也寫到：
但是直譯也有條件，便是必須達意，盡漢語的能力所及的範圍，保存原文的風格，表現原語的意義，換句話說就是信與達。近來似乎不免有人誤會了直譯的意思，以為隻要一字一字地將原文換成漢語，就是直譯，譬如英文的Lying on his back一句，不譯作“仰臥著”而譯為“臥著在他的背上”，那便是欲求信而反不詞了。據我的意見，“仰臥著”是直譯，也可以說即意譯；將它略去不譯，或譯作“坦腹高臥”以至“臥北窗下自以為羲皇上人”是胡譯；“臥著在他的背上”這一派乃是死譯了。古時候翻譯佛經的時候，也曾有過這樣的事，如《金剛經》中“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這一句話，達摩笈多譯本為“大比丘眾共半十三比丘百”，正是相同的例：在梵文裏可以如此說法，但譯成漢語卻不得不稍加變化，因為這是在漢語表現力的範圍之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