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周氏兄弟極力主張的直譯，並非如一般人所理解的對原文進行一字一句的機械性轉換，更不是硬要生造出“臥著在他背上”或“跪在膝之上”等不倫不類的洋涇浜漢語句式。
追根求源，周氏兄弟的翻譯觀點可以說是在批判地繼承和發展曆代佛經翻譯以及清末文學翻譯理論與實踐的基礎上形成的。在漢魏以來的譯經高僧中，對兩人影響至深的當推唐朝的玄奘大師。魯迅認為：唐譯佛經，當時很有些文法、句法、詞法是生造的，一經習用就懂得了，現在又來了外國文，即也須生造：周作人則以“求信”和“質勝於文”概括了唐代佛經翻譯的特點，這裏已足見兩人所提出的直譯理論與玄奘的淵源了。作為清末翻譯家和譯論家的代表人物，嚴複對兩人的影響是最不可忽視的，事實上，周氏兄弟直譯、意譯兼顧的求信、達旨的主張正體現了嚴複的“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等翻譯觀點。至於林紓的翻譯，他們從中汲取的隻有反麵的經驗與教訓，例如魯迅在1932年致日本友人增田涉的書信中談起《域外小說集》的翻譯時說道：“當時中國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譯的外國小說，文章確實很好，但誤譯很多。我們對此感到不滿，想加以糾正，才幹起來的。”此外，該書《略例》中所指出的“任情刪易，即為不誠。故寧拂戾時人，逐徙具足耳”其實也是針對林紓而言的。
提到周氏兄弟的直譯觀點，我們有必要提一下發生於20世紀30年代那場論戰。在那場關於文學翻譯標準的論戰中，魯迅是直接的參與者，對立麵是梁實秋、趙景深、陳西瀅等人，其中魯迅和梁實秋之間的衝突最為激烈。（見“附錄一”）
除魯迅、梁實秋之間的直接衝突外，當時不少人也間接參加了關於“直譯”和“意譯”的討論，這裏值得一提的是陳西瀅的翻譯觀。陳氏既不讚成直譯，也不讚成意譯，他認為翻譯就是翻譯，“本來無所謂什麼譯”。“所謂意譯，英文另有名字是‘p araphrase’，不是‘transla tion’，不能說是翻譯。”“直譯在英文中是‘literal translation’，隻是字比句次的翻譯，原文所有，譯文也有，原文所無，譯文也無。最大的成功，便是把原文所有的意思都譯過來，一分不加，一分不減。可這樣翻譯的最高理想，也不是我們所說的傳神的譯文，因為直譯注重內容，忽略文筆及風格。”最後他提出文學翻譯的最高理想在傳達原文的神韻。就翻譯而言，陳西瀅所提出的這種“神韻”觀應該說是站在時代最前麵，同時這種觀點也是在當時那場翻譯論戰的背景下而產生的，盡管他沒有直接參與進去。
眾所周知，1924年以後，魯迅、周作人兩人基本上斷絕了一切來往，因此在這場翻譯論戰中，我們當然無從再次看到“兄弟攜手”的場麵。但必須看到的是，如果說兩人的翻譯思想在分手後出現了分道揚鑣的情況，那麼始於《域外小說集》年代的“抽意以期於信，繹辭以求其達”的於“信”之外亦求其“達”的翻譯方法或標準則始終是兩人共同攻守的同盟，也就是說，魯迅與梁實秋等人關於直譯、意譯的論戰也應該代表了周作人的觀點。周作人雖然沒有直接參與論戰，但有關資料表明，他也曾就此發表過自己的看法，比如在1926年出版的《陀螺》序文裏，周作人就曾有過這樣一段話：“這是我對於翻譯的意見，在這裏順便說及，至於有些有天才的人不但能夠信達雅，而且還能用了什麼譯把文章寫得更漂亮，那自然是很好的，不過是別一問題，現在可以不多說了。”而這一段話，顯然就是針對梁實秋等人而言的。
事實上，早於1918年，周作人就曾通過書信的形式同張壽朋進行過辯論，同魯迅與梁實秋的論戰一樣，這次辯論也涉及到了方方麵麵的內容，其中主要的一點便是關於直譯、意譯的問題。張壽朋在致《新青年》記者的來信中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