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君讀了外國的好詩歌、好小說入了神，得了味，恨不得便將他全副精神肚髒都搬運到中國文字裏頭來，就不免有些弄巧反拙，弄得來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何以故？外國有外國的風氣習慣語言條理，中國有中國的風氣習慣語言條理，所以遇有在外國極有精神極有趣味的話，拿來中國卻沒有精神趣味了。若諳習外國文言的，自然全讀外國詩，不用讀得譯本。既是譯本，自然要將他融化重新鑄過一番，此非有大才力，費大精神不能。如貴雜誌上的《老洛伯》那幾章詩，很可以讀；至如那首《牧歌》，壽朋卻要認作“陽春白雪，曲高和寡”了。（鍾叔河，卷8，1998：695）
這裏所提到的“那首《牧歌》”即周作人第一次用白話翻譯的古希臘詩人諦阿克列多思（Theokritos）的牧歌，發表時題作《古詩今譯》。張壽朋在來信中抱怨周氏的翻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換句話說就是直譯味太濃了，於是他建議譯文應按照中國的“風氣習慣語言條理”“重新鑄過一遍”。對於這種以“達”為上的“融化”之說，周作人則頗不以為然，他所堅守的是以“信”為上的“直譯”，而這一點他在《〈古詩今譯〉Apologia》中已經作了明確的交代：
什法師說，“翻譯書如嚼飯哺人”，原是不差。真要譯得好，隻有不譯。若譯它時，總有兩件缺點，但我說，這卻正是翻譯的要素：一、不及原本，因為已經譯成中國語；如果還同原文一樣好，除非請Theokritos學了中國語，自己來作。二、不像漢文――有聲調好讀的文章――，因為原是外國著作；如果用漢文一般樣式，那就是我隨意亂改的糊塗文，算不了真翻譯。
在給張壽朋的回信中，周作人對自己曆來堅持的直譯觀點又作了進一步的重申：
《牧歌》原文本“高”，譯的不成樣子，已在Apologia中說明，現不再說。至於“融化”之說，大約是將他改作中國事情的意思。但改作以後，便不是譯本；如非改作，則風氣習慣，如何“重新鑄過”？我以為此後譯本，仍當雜入原文，要使中國文中有容得別國文的度量，不必多造怪字。又當竭力保存原作的“風氣習慣，語言條理”；最好是逐字譯，不得已也應逐句譯，寧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頭換麵。譬如六朝至唐所譯釋教經論文體，都與非釋教經論不同，便是因為翻譯的緣故。但我毫無才力，所以成績不良，至於方法，卻是最為正當。
這裏他首先否定了“融化”之說，並聲明自己以後的譯本仍然會一如既往，“不必改頭換麵”，“最好是逐字譯，不得已也應該逐句譯”。正如我們在上文所分析的那樣，“逐字譯”的觀點無論如何也是站不住腳的，它隻能會導致難以卒讀的“死譯”。但需要指出的是，正像魯迅的“寧信而不順”是針對趙景深的“寧順而不信”所表現出來的意氣用事一樣，周作人的“逐字譯”的觀點顯然也是針對張壽朋的“中不像中，西不像西”而提出來，其中也不乏一種非理性的意氣用事的成分，至於在翻譯實踐中，他大致並沒有走進這條死胡同中去，或至少在後期的翻譯中情況如此。
所有這些都說明，周氏兄弟的翻譯理論觀點又經曆了一個逐步臻於完善的過程。在早期階段，兩人都曾強調過逐字的直譯，眾所周知，逐字譯隻會導致死譯或硬譯，這就難怪梁實秋等人會連連向魯迅發難，並由此導致了以後那場曠日持久的關於“直譯”和“意譯”的翻譯論戰或討論。而早在這以前，周作人於1922年重譯的《法國俳諧詩》也受到了郭沫若等人嚴厲的批評，這些譯詩被認為是純粹的直譯、死譯，根本沒有資格立足於文壇之上。梁實秋、郭沫若等人的言辭雖稍顯偏頗與過激，但卻起到了促使周氏兄弟對自己早期翻譯觀點中的偏激之處進行反思和改進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