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周作人也曾與魯迅一起大力提倡過“異域文術新宗”所具有的藝術性對於移人之情及“涵養神思”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關於這一思想，他在《紅星佚史》譯文序中作過生動的說明。他指出，世之為文辭者，不外乎“學”與“文”二事，“學”可以“益智”，“文”則能夠“移情”，“能移人情，文責以盡，他有所益，客而已”。他繼而將小說歸入“文”之行列，認為小說的作用即在於“能移人情”。“文以移情”的提法一方麵豐富了周氏自己的翻譯思想，此外就當時情況而言，移情一說也對梁啟超等人提出的翻譯以“改良思想”、“補助文明”這種隻注重“益智”一端的翻譯觀點起到了補偏救弊的作用，這樣的糾偏顯然具有不可忽視的實際意義，它能對翻譯的實際操作過程――原文的選擇、譯者的態度、理解與表達、譯文的接受等――起到導向作用。
由此可見，一種能夠彙入主流並具有獨特視角的翻譯思想在特定的時代有著特殊的意義，而對於這一現象的挖掘與反思無疑也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
在翻譯理論上，周氏曾提出並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體係，這一體係以“直譯”為中心，但又不囿於對“直譯”的機械的理解與解釋。從“詞致樸訥”、譯文“弗失文情”，到“竭力保持原作的‘風氣習慣，語言條理’”等，讀遍周氏前期有關翻譯的論述，可以發現“直譯”是他始終如一的觀點。然而周氏真正得到認可的“直譯”觀又是在不斷完善後形成的。在答複張壽朋的《文學改良與孔教》來信時，他曾有過“最好是逐字譯，不得已也應逐句譯，寧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頭換麵”之類的論述，並且還認為這樣的“直譯”才是“最為正當”的方法。這樣的表述顯然具有某種義氣成分，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周氏翻譯實踐的真實的一麵，否則若幹年以後，他就不會在《陀螺》譯文序中重申自己的“直譯”觀點了：“但是直譯也有條件，便是必須達意，盡漢語的能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保存原文的風格，表現原語的意義，換一句話就是信與達。”在這裏，“信”該是“直譯”，“達”應為“通順”，而“通順的直譯”便是周作人平生從事翻譯始終恪守的原則了。
我們知道，“直譯”與“意譯”是中外翻譯史上至今仍爭論不休的話題，其間自然是流派百出，觀點紛呈，而作為一家之言，周作人的“直譯”觀也是有其獨到之處的，因此在研究翻譯流派時，周氏的觀點也理應占有一席之地。至於周氏後期的翻譯觀點，當然也應該受到應有的重視，因為其中所談到的問題至今看來仍不失其借鑒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