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翻譯實踐而言，周作人的成就在中國現代文學翻譯史上恐怕是少有人可比的。關於周氏的譯作，我們不擬多作羅列，不過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周氏的譯品不僅僅是以數量勝出，即在對象的選擇上，也有其獨特的價值。這裏最應當引起注意的是他的古希臘文學及日本古典文學翻譯，從某些方麵來看，周氏在這些方麵取得的成績不僅在當時具有篳路藍縷的意義，即便到了今天，某些譯作仍然占據著孤品的地位。除此之外，對周氏翻譯作品的研究也不乏其他方麵的意義，比如作為翻譯文本的曆史人文價值、作為文學借鑒的比較鑒賞價值等等，換言之，對周作人譯文本身的研究也有著一定的時代和現實意義，周作人譯文文本研究也應成為周作人翻譯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最後，關於周作人作為翻譯家所具有的獨特風格的研究，其中也不乏啟發和借鑒價值。首先值得提到的是周作人對翻譯事業的熱愛以及他從事翻譯的勤奮精神。他對於翻譯事業的熱愛，應該說是少有人能比的。他一生翻譯過大量的作品，並將自己的翻譯與創作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他在專文、譯文序言、後記中討論翻譯，他在創作中時常談及翻譯，他與人通信也念念不忘翻譯，就連給溥儀的信中也規勸這位清朝末代皇帝到國外去學門外語，學成後回來做些翻譯工作。的確，就其對翻譯的熱愛程度來看，也許我們很少能夠找到一位能像他那樣把翻譯作為自己畢生的“勝業”去追求的譯者了，也許我們很難找到哪一位以創作享譽於世的作家能於晚年全身心地做起了翻譯，或許我們也不易找到一位能像他那樣將自己的翻譯在遺囑中重重寫上一筆並一再修改的人了。他一生中之所以能譯作等身，是與他對翻譯事業的執著是分不開的。
此外同樣重要的是，他還是一位典型的學者型翻譯家。首先，他那種認真的翻譯態度也是少有人能企及的。據文潔若女士回憶，本著編輯嚴謹的態度，每次遇到周作人的稿子，她總是搬出原文來校對，然而卻從未找到過差錯。其次值得一提的是，他常常是翻譯與研究並重，每翻譯一部作品，都力所能及地找到幾種版本，然後選定自己認為最可靠的版本再行翻譯，如果個別注釋參考了其他版本，就在注文中一一說明。每部譯稿，他都要加上詳細的注釋，並在前言後記中交代作者生平與曆史背景、作品的藝術特色、個人對作品的理解等，而且立論精辟，恰到好處，所有這些對讀者更好地理解作品都有很大幫助。給譯文加注的確是周氏譯文的最大特點之一，每譯一本書，他總是希望在書後多加一些注釋，而出版社則總要求他把注釋一再壓縮，這就形成了譯者與出版者之間的矛盾，但更多情況下隻能是他迫於無奈而把注釋壓縮到最低限度。這一點常使他感到苦惱，而這也可能是一切典型的學者型翻譯家或職業譯者最大的苦衷了。客觀地說，在某些情況下，尤其是翻譯較為深奧的作品時，為譯文加注還是很有必要的，就此而言，周作人的苦衷也可以理解了，因為他翻譯的對象大都屬於這類作品，特別是那些內容古奧的日本古代文學作品和古希臘文學作品，不經過注釋，勢必會影響讀者對作品的理解，除此之外，他這樣做也還有另一種目的，也即為有誌於做進一步研究工作的讀者提供參考，而在一般的讀者那裏，則可以自由取舍了。
應該承認，周作人翻譯風格研究可以為今天和未來的翻譯工作者提供借鑒作用，周氏嚴謹的譯風和對翻譯事業的執著精神也有助於我們克服當下譯壇所盛行的浮躁風氣等種種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