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新潮”於“舊澤”――周作人《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對我國傳統文論的消解與重構
劉全福
清末民初年間，內憂外患日趨犖然，其時眾多文人誌士上懷國政紛亂之憂，下感民不聊生之苦，於是紛紛東渡或西遊，以期“求新聲於異邦”，或曰“借火助燃”，從“西學”中覓得救國民於塗炭的良策。正是在這種大的語境下，周氏早期的文學思想開始雛形，就在魯迅剛推出《摩羅詩力說》以後，他也於1908年在《河南》第4、5期上付梓了《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下稱《論文章》）一文。在該文中，作者取消解與重構之道，采吐故納新之法，以酣暢的筆調和清晰的思路首開先河地就文學的意義及使命等方麵的問題進行了全方位的廓清，其中既有對現代“西學”理念的批評與吸納，更不乏對傳統“國故”的消解與揚棄。在整個論述過程中，作者采取了一種客觀的融合態度，盡管行文上些微缺少了《摩羅詩力說》所特有的激情，卻更能讓人感到一種浸潤著理性思辨的學者式的敦厚與溫良。此外就重要性而言，值“文字之事日就式微”之際，作為一篇“有為而發”的文論，《論文章》在理論上無疑是光彩奪目的：“周作人從一個非常開闊的視野對‘文學’這一概念作了一次全麵的界說，這在整個近代文學理論批評中是獨一無二的”。鑒於此，本文擬以《論文章》為切入點，試就周作人對我國傳統文論的消解與重構過程進行全麵的歸整與梳理。
2.先聲：尚“精神之美大”
甲午戰爭後，科學救國理念漸至淡出曆史舞台，人們不無悲哀地看到，中國的問題實不在缺少堅船利炮，而在於國民精神匱乏。所謂“人言船堅不如疾，有器無人終委敵”（黃遵憲：《東溝行》），“開啟民智”以造就“才智之士”遂成為一種共識。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以梁啟超為首的一批大儒打出了“文界革命”的思想改良旗號。就其宗旨而言，“文學救國”一說似不乏一定的理據，但就其本質而言，急功近利的取道則無疑會損害文學，使其因失去審美性而削弱了感染力，結果離本來的目標反而更遠。
至1908年，當周作人推出《論文章》一文時，作為“小說界革命”綱領性文件的《譯印政治小說序》已問世10個年頭。這期間，中國文壇可謂變化紛繁，以小說為例，即出現了“三分天下”的現象：其一，作為對政治小說的反動，泛情主義自1906年始成風氣；其二，改良派學說在以王鍾麒為代表的南社革命派那裏得到了繼承，王氏的諸多言說其實就是“小說救國論”的翻版；其三，南社派的徐念慈一反功利風氣，提出了“小說固不足生社會”、“惟有社會始成小說”的觀點。
從時間上來看，應該說徐念慈先於周作人提出了審美的文學觀。早在一年前，徐氏就已將黑格爾的美學思想運用於小說文體功能的闡釋，指出合乎理想美學及感情美學的小說才是真正的上乘之作，從而首開先河地將小說批評引向了文藝美學領域。然而由整體上觀之，周氏的思考顯然更為全麵且更具有思辨性與開拓性，因而其影響也遠遠超過了前者。《論文章》首先探討了作為“美大之國民”要素的“質體”與“精神”的演化過程及相互關係，指出“質體為用”雖“與精神並尊”，但精神才是一個民族的國魂，因為質體死亡精神則可再生，反之精神不在，質體將形同虛設。正因為此，在民族興衰的曆史長河中，“文章”無疑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東歐眾多弱小國家雖久處異族羈軛之下而仍能立於不敗之地，即是因了“特美所重，乃在藝文”的緣故。作者由此得出結論道：“靈明美偉者必興，愚鄙猥瑣者必耗。”換言之，文風淵朗，國民精神則“進於美大”，“國魂”不亡，國運自會永遠昌盛，“文章”之於振興民氣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見一斑。
在推出“精神之美大”這一命題的同時，周作人實際上也消解了盤踞我國文壇兩千餘年的傳統文學思想。眾所周知，在我國古代文論中，有關文學功能的論述可謂汗牛充棟。如《禮記？樂記》中所載：“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其中“音”字所指即是“文章”或文學，所謂“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即是文學之道與政通。而在《論文章》一文中，作者的觀點是具有解構性的。在他那裏，“文與政通”中的“政”的原始意義被消解，既而被賦予了“國民精神”這一更寬泛的主題。如此一來，傳統意義上的“文”的被動地位及作用即被淡化，從而獲得了“文”通“國魂”或“國民精神”的時代意義。當然，由於曆史的局限性，《論文章》自然也沒能完全擺脫改良派文學觀點的影響，換句話說，周氏在對傳統文論思想進行消解時走向了某一極端，比如在處理“質體”、“精神”及“文章”之間的關係時，即流露出了“精神”超越論的觀點。但盡管如此，在清末文壇上，當人們對於文學的認識整體上仍處於一種模糊狀態時，周作人則較為全麵而準確地把握了文學發展的時代走向，從而在對現代西方文學思想的反思與借鑒過程中獨樹一幟地提出了崇尚“精神之美大”的嶄新觀念，這“在當時中國文學思想中確是最為先進、最能從本體論角度切近文學本性的”。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就其開拓意義而言，《論文章》不啻是“五四”新文學運動前夕早早進入人們視線的第一隻“春燕”了。
3.消解：“及舊澤之不存”
西方諸國無不“文風淵朗”，其原因即在於西人“特美所重乃在藝文”且推崇“精神之美大”。而反觀中國思想，則“拘囚蜷屈，莫得自展”，文運“拘攣臣伏”已垂數千載。所以如此，儒教為禍中國文運久矣：《風》原數三千餘篇，篇篇美感至情，“乃至刪《詩》，而運遂厄”。通過“刪《詩》定禮”，孔子最終厘定了詩的禮治觀，自此論文者少有人能夠跳出“思無邪”及“興觀群怨”的窠臼了。以《周易》為例，其中即有“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語，及至漢代，為迎合儒家詩教，肢解“舊澤”蔚成風氣：如作為《國風》開篇的《關雎》即被當成為頌揚周文王太姒“之德”而作，所謂《關雎》以出，“風之始也”，美感至情之作遂成為裁定一切禮教的俗語。所謂物極必反，六朝文人多刻意於雕琢，似以“文”偏離了儒道，但盡管如此，成規依舊，如梁代蕭綱雖對儒家詩教頗有微詞，卻仍念念於“王政”、“人倫”：“文籍生，書契作，詠歌起，賦頌興，成孝敬於人倫，移風俗於王政，道綿乎八極，理浹乎九垓，讚動神明，雍熙鍾石，此謂之人文。”這該是孔子“無邪”思想極正統的注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