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全福
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本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曆史時期。一批批完整接受過祖國傳統文化浸淫並有幸浮槎異國的莘莘學子學成歸來，他們經受了先進思想的洗禮，體驗了現代文明的蕩滌，通過自覺或不自覺地進行自我選擇與塑造，各自以不同的姿態出現在“五四”文壇上。本文要探討的兩位學界巨子――魯迅與梁實秋，就是這一特定曆史時期造就出的典型代表。雖然兩人均堪稱為文壇圭臬人物，但在人們的心目中，一位是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一位卻是資產階級的“反動文人”。誠然，每一個人都有選擇自己人生道路的權利，如果拋開政見上的分歧，他人是無可對此進行評判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一個人一旦形成自己的世界觀，他就會竭盡全力地維護自己所代表的那個集團的利益。就此而言，30年代那場持續了8年之久的關於文學與翻譯的論戰之所以會發生在上述兩位人物之間，其原因應該是不言自明了。
論戰的複雜性就表現在它一開始就滲進了政治鬥爭的敏感因素，而這一點無疑會使論戰雙方的態度變得嚴厲乃至敵對起來。事實也正是如此，在魯、梁論戰過程中，兩人“一個似匕首、投槍奮勇向前，一個則如丈八長矛大擺天門陣”，其戰辭之激烈，戰文之繁密，實為中國文史所罕見。由於論戰內容太過寬泛，本文隻擬對論戰所涉及到的翻譯問題進行窮原竟委的分析。
2.論戰的經過
長期以來，魯迅與梁實秋的翻譯爭論之所以總被人以“論戰”謂之，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幾個方麵：其一，雙方分別隸屬於不同的階級集團，各具有自己的世界觀與人生觀，這就難免導致對立麵矛盾的激化；其二，爭論雖然涉及到了翻譯的方方麵麵，但矛盾的起因卻並非發軔於翻譯問題，而是肇始於普遍的人性和文學的階級性等與政治有關的敏感問題；其三，爭論雙方分別為“語絲”和“新月”兩大派別之執牛耳者，一個年輕氣盛，一個嫉惡如仇，又都以文字犀利、筆調辣老而著稱，這就難免使爭論一開始便充滿了火藥味。凡此等等，都賦予了這場論戰極其濃烈的政治思想鬥爭的色彩。鑒於魯、梁翻譯論戰背景的複雜性，我們有必要首先對它的起因、發生和發展進行詳細的追述。
1926年3月，梁實秋剛從哈佛大學學成歸來，就在《晨報副鐫》上發表了《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一文。在“情感的推崇”一節中，作者這樣寫道：
普遍的同情並不因此而止，由社會而推及於全世界，於是有所謂“弱小民族的文學”，“被損害民族的文學”，“非戰文學”，應運而來。報章雜誌上時常有許多翻譯和詩文，不但那外國作者的姓名我們不大熟悉，即其國籍我們也不常聽說。
我們知道，從1909年《域外小說集》的出版，到1921年《現代小說譯叢》的問世，魯迅先生就一直十分注重歐洲一些被壓迫的弱小民族文學作品的譯介工作，因此可以肯定地認為，梁氏的這段話實際上就是針對魯迅而發難的。對於梁實秋的這些觀點，魯迅在《革命時代的文學》及《文藝與政治的歧途》兩篇講演中分別進行了辯駁，隻是在措辭上顯得比較溫和。是年6月，梁實秋又發表了《北京文藝界之分門別戶》一文。文中對魯迅進行了粗暴的諷刺，稱他為“雜文家”、“北京文藝界”“語絲派的首領”，並進一步評論道：“魯迅先生的特長，即在他的尖銳的筆調，除此別無可稱。”對於這種無端的不恭，魯迅在《略談香港》、《通信》、《革“首領”》和《我和〈語絲〉的始終》4篇文章中都有所提及，字裏行間可見其憤慨之情，隻是表麵上態度依然是不慍不怒。緊接著，梁實秋又推出了《評〈華蓋集續編〉》一文，並再次提及所謂北京文藝界的門戶之爭，而且措辭益發犀利，但盡管如此，魯迅還是表現出了極大的忍耐力，盡量克製著自己不與對方發生直接衝突。
至此我們不禁會提出疑問：在魯迅的戰鬥原則中，“一個都不寬恕”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條，而他為什麼會對梁實秋如此一再忍讓？其實，假如透過這一戰鬥原則的實質，我們即可以很容易地從中找到答案：魯迅所謂的“不寬恕”，指的是不在原則問題上讓步妥協，不以背離真理為代價而進行薦人的情感交易。就當時情況來看，想必魯迅先生一定知道，梁實秋終究比自己晚來人間22年，隻不過還是一位初出茅廬的小青年，他的不恭也許隻是年輕人所特有的那種爭強鬥勝心理的表現罷了，因此還是抱著忍讓的態度觀望一時為妥。
然而，假如當時的魯迅果真如此度勢的話，那麼他便是看錯梁實秋了。1927年10月，梁實秋的《盧梭論女子教育》一文複刊於《複旦月刊》，文章從另一個角度表明了作者與魯迅背道而馳的政治見解。於是魯迅再也不能沉默了，他憤激起來，遂撰寫《盧梭與胃口》一文，首次以揶揄的口吻點名“梁實秋教授”，並對其觀點逐項進行反駁。至此，兩人的正麵交鋒正式開始，在其後的一年多時間裏，雙方共有十餘篇辯論文章見諸於報刊，其文辭激烈，如筆底風雷，墨海波瀾，論、辯、譏、諷、罵，五招俱全，到1929年9月梁實秋發表《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一文時，雙方交戰正值酣暢之際，因而由此開始的翻譯論戰自然也就充滿了刀光劍影。
與《論魯迅先生的“硬譯”》同刊發表的，還有《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一文。針對這兩篇文章，魯迅寫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一文進行辯駁。他首先質問梁實秋是否對《文藝與批評》一書“硬著頭皮讀下去”了，接著指出梁氏並不能夠代表“全國中的最優秀者”，他讀不懂的譯文，不見得別人也讀不懂。在本文第三、四部分，作者又對梁實秋的關於文學是沒有階級性的這一觀點進行了批判，指出“在階級社會裏”，文學“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如此“實乃出於必然”。從表麵上看，作為翻譯標準的“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之間似乎並沒有什麼必然的聯係，魯迅的文章似有借題發揮之嫌。的確，誠如梁實秋所言，大致看去，魯迅的文章的確給人一種“枝枝節節的咬文嚼字的說俏皮話”的感覺。但需要指出的是，作為理論大家，魯迅斷不會僅僅以“枝枝節節”的“俏皮話”去對付梁實秋極為尖酸刻薄的諷刺與挖苦。事實上，假如我們把握文章的整個脈絡仔細分析一番的話，便不難看出魯迅先生在這裏運用了更加技高一疇的謀略，隻不過是梁實秋自己未能或不願意看到罷了。雖然梁實秋在《答魯迅先生》一文中聲稱自己的兩篇文章的本身都是各自獨立的，但他卻不能否認曾說過這樣的話：魯迅先生前些年翻譯的文字還不是令人看不懂的東西，而“最近翻譯的書似乎改變風格了”。不難看出，這裏的“風格”一詞其實是具有雙關語義的：明指魯迅的譯文語言風格，暗示魯迅選為翻譯對象的作品的風格，即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論》和《文藝與批評》兩本蘇聯無產階級文藝理論書籍。魯迅當然會覺察到這種弦外之音，於是義正詞嚴地指出：我以前的翻譯也和現在一樣，也是逐句甚至是逐字翻譯的，而梁實秋居然能看懂，但是這回的“比天書還難”的無產階級文學理論的譯本，梁實秋先生卻看不懂了。言外之義，梁實秋將自己的兩篇文章同時刊出是別有用心的，其居心就是假借批判“硬譯”來貶低甚至攻擊無產階級的文藝作品。盡管梁實秋一再聲稱看不出魯迅先生的“真意所在”，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就在《答魯迅先生》一文裏，他竟然把“自由運動大同盟宣言”一字不落地公諸於眾，這種變相的通風報信的行為則將他自己的“真意所在”暴露無遺了。
從時間上劃分，這場翻譯論戰大致可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從1929年9月《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的發表，到1930年3月《答魯迅先生》的刊出，這半年多的時間，可以認為是論戰的第一個時期。然而就實際情況來看，論戰至此還遠沒有結束，隻不過是翻譯問題退為次要的位置，論戰暫時轉向了其他方麵。事實上，在其後圍繞文學的階級性、普遍的人性以及批評的態度等展開的爭論中，關於翻譯的論戰仍然是斷斷續續，一直沒有完全停止下來。比如在1930年5月10日，《新月》月刊刊登了梁實秋的《所謂“文藝政策”者》一文，文中對魯迅翻譯的《文藝政策》一書作了如下評價：
魯迅先生的譯文還是“晦澀，甚而至於難解之處也真多”……魯迅先生的譯文難解……一半是“因為譯者的能力不夠”，一半是“因為中國文本來的缺點”。其譯文所以難解，還有更大的原因，那便是讀者之不肯“硬著頭皮”讀耳！
之後，他又舉出了《文藝政策》中的3段譯文，並連稱譯筆玄奧，晦澀難懂。在其後發表的《魯迅先生與牛》一文中，梁實秋再一次提到了同樣的問題：“我覺得魯迅先生近來的翻譯‘晦澀，甚而至於難懂之處也真多’，所以真不愧為‘硬譯’。”與此同時，他還進一步向魯迅提出了挑戰，指出魯迅至今為止仍沒有就他以前提到的問題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回答。
時隔一年多，魯迅的《三閑集》出版，其中收錄了《魯迅譯著書目》一文。在這篇文章中，魯迅鄭重指出自己“確認真譯著，並不如攻擊我的人們所說的取巧的投機”；“憑空的攻擊，似乎也隻能一時收些效驗，於己於人，還都是‘可憐無益費精神的事’，這也就是所謂‘聰明誤’了”。於是，剛剛平靜下來的梁實秋又被這幾句閑話給惹惱了，他隨即寫了《魯迅的新著》一文給予回敬：“講到翻譯一節，我曾說起魯迅硬譯之不當，並連次舉了許多具體的例證，說明譯文之硬得不通。”接著，梁實秋再一次表示對魯迅的答複極為不滿，並且不無揶揄地說道：“談談翻譯，隻就事論事罷了，而二心集很大一部分對於翻譯問題發了不少的意氣，這也就是所謂聰明誤了。”此後不久，魯、梁翻譯論戰便又一次迭起高潮。
這次論戰高潮的導火線是魯迅與瞿秋白的“關於翻譯的兩封通信”。1931年12月5日，瞿秋白給魯迅去了一封長達七千餘言的書信，信中高度讚揚了魯迅所譯蘇聯法捷耶夫《毀滅》的認真精神，批評了那些“20世紀的才子和歐化名人”，並指出了馬克思主義文藝論著翻譯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對於瞿秋白給予《毀滅》的高度讚揚，魯迅深受感動，於同年12月28日寫了一封同樣長度的回信，信中與瞿秋白就翻譯問題進行了若幹方麵的討論，討論涉及到翻譯的標準、翻譯和漢語發展的關係等問題。當時，魯迅想必認為兩人之間的討論有益於中國文學翻譯事業的發展，就把瞿秋白的來信以及自己的複信分別發表在《十字街頭》和《文學月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