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在這兩封通信中，魯迅和瞿秋白都直接或間接地對梁實秋及其弟子趙景深提出了尖銳的批判，又加之通信中兩人對漢民族語言的活力進行了錯誤的貶斥等不妥之處，被激怒的梁實秋當然不會放過這次絕好的反擊機會。在《通訊一則》一文中，梁實秋假借與人探討翻譯為名，從7個方麵對魯迅進行發難，指出在從事翻譯時，“譯不出來的時候不要硬譯”，“不生造除自己以外，誰也不懂的句法詞法之類”，“不以改良國文和翻譯攪成一團”等等，所言可謂是招招彈不虛發，矛頭直接指向魯迅。隨後，他又連續發表了一係列文章，繼續對魯迅發起猛攻。例如他在《論翻譯的一封信》中指出：魯迅的翻譯，不僅有硬譯，而且還有誤譯，原因是魯迅所依據的隻不過是不可靠的重譯本；魯迅先生的譯文所以“令人看不懂者，是譯文有毛病之故，和中國文有缺點那件事是沒有關係的”；魯迅“以自己所不能懂的文字要讀者‘硬著頭皮’讀懂，這就是‘硬譯’的本色”。文章結束時，他又指出了壞的翻譯所具有的3個條件：（一）與原文意思不符；（二）未能達出的“原文強悍的語氣”；（三）令人看不懂。他進而指出，三條有其一，便不是好的翻譯，若三者具備，便是最壞的翻譯，言外之義，根據他自己的分析，魯迅先生的譯文可謂是三條兼備了。在《歐化文》中，梁實秋指出：有人所謂的歐化文，就是裏麵充滿了“地底”、“地的”等文字的令人莫名其妙的白話文，歐化文的起因是與生吞活剝的“硬譯”有關的，而魯迅先生就是硬譯的大師。他繼而又指出，“硬譯”對時下譯壇造成了十分惡劣的影響，結果是“無譯不硬，一似硬譯”現象成為時髦的風尚。他還認為，“中文是如此之圓滑含渾”，魯迅先生既然有自己創作的傑作，就“不能為翻譯的便利而改變中文文法，無論是哪一國文字，都不是為了翻譯而存在的”。就事論事，我們必須承認，梁實秋的這些觀點的確是不無道理的，而對梁氏滴水不漏的辯駁，魯迅先生不知是有意不屑一顧，還是無法給對方以有力的還擊，總之，在這一回合中，他仍是令人不解地采取了迂回的策略，他隻是硬邦邦地說了這樣一句話：“我要求中國有許多好的翻譯家，倘不能，就支持著‘硬譯’。”由此可見，魯迅此時依然在堅持自己的“硬譯”觀點。作為局外人，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他的這種“硬譯”觀點，或者說，正是由於他要容忍著翻譯中出現“多少的不順”，才屢屢遭來梁實秋充滿敵意的筆伐，才使自己在曆次論戰中似乎總是處於被動還擊的位置。
同第一次回合的論戰一樣，這次論戰高潮也於1934年後進入了僵持階段，這以後，兩人又斷斷續續對以前的老問題進行過論爭，其間亦不乏犀利的筆鋒和不恭的言辭，然而，魯、梁之間的論戰注定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不幸溘然長逝，至此，這場拉鋸戰式的論戰終於劃上了句號。
3.論戰的焦點
在《文藝與批評》“譯者附記”中，魯迅這樣寫道：
從譯本看來，盧那卡爾斯基的論說就已經很夠明白，痛快了。但因為譯者的能力不夠，和中國文本來的缺點，譯完一看，晦澀，甚而至於難解之處也真多，倘將仂句拆下來呢，又失了原來的精悍的語氣。在我，是除了還是這樣的硬譯之外，隻有“束手”這一條路――就是所謂“沒有出路”――了，所餘的惟一的希望，隻在讀者還肯硬著頭皮看下去而已。
通過詳細分析，我們可以從這段話裏找出魯、梁翻譯論戰所涉及到的3個方麵的主要問題：第一句話是說本書不是直接從俄語翻譯的，這將引出下文中的“重譯問題”；在第二句話中，“譯者的能力不夠”是自謙語，“中國文本來的缺點”才是中心內容，它將引起下文中的“翻譯與漢語的發展問題”；最後，魯迅重申了本書所采用的翻譯方法，也即自己曆來所堅持的“硬譯”這一翻譯標準，它又將引出下麵第一個要探討的“翻譯標準問題”。
3.1 關於翻譯標準問題
在《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一文中，梁實秋指出，魯迅先生的小說和雜感文筆是極為簡練流利的，而他的翻譯卻離“死譯”不遠了，或者說根本就沒什麼區別。這裏所謂的“死譯”，實際上是針對“曲譯”而言的，“死譯”和“曲譯”分別是“直譯”和“意譯”的極端表現形式，曆來一直被譯界所深惡痛絕。梁實秋當然也英雄所見略同，他在文章的開頭首先引用了陳西瀅《論翻譯》中的一句話：“死譯的病雖然不亞於曲譯，可是流弊比較的少，因為死譯最多不過令人看不懂，曲譯卻愈看得懂愈糟。”明眼人一看便知，陳氏這裏隻不過是在以譏諷的口吻點明“死譯”和“曲譯”實則是半斤對八兩，死譯與曲譯之風一樣斷不可長。而在接下來的辯論中，梁實秋一方麵認為曲譯斷乎要不得，另一方麵卻又從反麵入手，指出一本書決不會從頭到尾的曲譯，並且部分的曲譯即使是害人不淺的錯誤，“讀者終究還落個爽快”，而死譯一定是從頭到尾的死譯，讀了也等於不讀；“況且犯曲譯的毛病同時絕不會犯死譯的毛病，而死譯者卻有時正不妨同時是曲譯”。梁氏如此闊論的目的顯然是為了給下文作好鋪墊，但他卻於無形中犯了操之過急的毛病。我們知道，誤譯有悖於原文語意，傳遞的是錯誤信息，而作為不懂原文的讀者，則很少能對這些錯誤信息加以識別，就此而言，上了譯者的當，受了譯文的騙，讀者即使“落個爽快”，其危害無疑更甚於“令人看不懂”的死譯。此外，從客觀上講，犯了曲譯的毛病，不見得絕不會犯死譯的毛病，誠如“死譯者有時正不妨同時是曲譯”，我們同樣可以說，曲譯者有時正不妨同時也是死譯。顯而易見，梁實秋的這些論斷根本就是站不住腳的。也正因為如此，當他從《文藝與批評》中挑出三段譯文，並指出“如同看地圖一般，要伸著手指來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時，即遭到了魯迅先生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一文中的強有力的反駁：梁實秋的這些話，“在我也覺得是廢話”，他認為要讀這樣的書，就是要“如同看地圖一般，要伸著手指尋找句法的線索位置”；但“地圖並不是死圖”，而“硬譯”即使離“死譯”不遠，照此類推也就和“死譯”有了些“什麼區別”。
其實“硬譯”這一概念對魯迅和梁實秋來說是具有不同含義的。魯迅將自己的翻譯謂之“硬譯”，顯然並沒有任何貶義，而隻是把它作為“直譯”的代替說法，這裏的“硬”字，實際上是針對某些句法詞法而言的。他指出：如唐譯佛經，元譯上諭，當時很有些“文法句法詞法”是生造的，而一經使用也就懂了，現在又來了“外國文”，許多句子即也需新造，或者說是硬造，新造硬造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由此可見，魯迅之所以要提倡“硬譯”，無非是想更加忠實於原文，也就是對原文的“信”，至於他後來提出的“寧信而無不順”一語，隻不過是針對“寧順而不信”所表現出的暫時的意氣用事罷了，因為他接著又進一步指出，這裏的“不順”，並非指要像趙景深那樣把“天河”譯作“牛奶路”，而是“不像吃茶淘飯一樣幾口可以咽完，卻必須費牙來嚼一嚼”。隻所以如此，他在與瞿秋白的通信中說明了部分原因：譯者麵對的讀者要分為不同的層次，甲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乙是略能識字的，丙是識字無幾的，其中丙被排除在譯文讀者的範圍之外，給乙類讀者的譯文要用一種特殊的白話，至於甲類讀者，則不妨運用直譯，或者說不妨容忍譯文中出現“多少的不順”。
早於1928年，梁實秋就在《論翻譯》一文中指出：翻譯的頭一個條件就是要使人看得懂。在他看來，“硬譯”無異於“死譯”，其危害更甚於“曲譯”。他曾不隻一次地枚舉過魯迅“硬譯”的例子，並根據自己的標準進行分析與批判。他指出，之所以會出現“硬譯”，主要是譯者或於外國文無把握，或譯不出來時勉強為之，或生造出除自己以外誰也不懂的句法詞法之類，或以硬譯的方法跨過自己不懂的原文，或把改良國文和翻譯攪成一團等等，他的這些指責顯然都具有針對性，矛頭所指就是被他稱為“硬譯大師”的魯迅先生。事實上，他的翻譯觀點可以說就是在對魯迅進行批評的過程中形成的，比如在《論翻譯的一封信》中，他首先指責了魯迅所譯普列漢諾夫《藝術論》中的一例譯文錯誤，然後指出：翻譯要忠實於原文，如能不但對於原文的意思忠實，而且還對語氣忠實，這自然是好的翻譯；雖然能讓讀者懂，而誤譯原文，這種翻譯是要不得的；既誤譯原文，而且還要讀者“硬著頭皮”去讀，這是太霸道了。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梁實秋在這一點上並沒有一味地意氣用事，就在對魯迅大加討伐的同時，他也難得地對各種錯誤的翻譯標準進行客觀的評價與批評。他首先斷定，“順而不信”與“信而不順”都是極為錯誤的，隨後又指出：
硬譯不必即信，順譯也不必即誤。誤譯，曲譯，死譯，硬譯，都是半斤八兩。誤譯者不要笑硬譯，莫以為指責別人譯的硬便能遮蓋自己譯的誤；硬譯者也不要笑誤譯，莫以為指責別人譯的誤便能遮蓋自己譯的硬。
此外還需要指出的是，盡管梁實秋批判魯迅的硬譯，他自己卻沒有明確提出過自己的翻譯標準，事實上，他當時的譯作大部分也是以直譯的形式出現，其特點是采用“以句為單位”的散文體，力求忠實地傳達原文的語義，這從他後來翻譯的莎士比亞戲劇中也可以看到。
3.2 關於翻譯與漢語的發展問題
魯迅曾經指出，他的譯文之所以晦澀，原因之一乃是“中國文本來的缺點”。這句話就成了梁實秋屢屢發難的噱頭。梁氏在《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中反駁道，按照魯迅先生的說法，中國文若不進行改良，翻譯的書自然就有五十分的“晦澀”了。他還說，外國文和中國文不同，有些句法中文裏當然是沒有的，而翻譯的難處即在於此，假如兩種文字中的文法句法詞法完全一樣，翻譯便稱不上一項艱苦的工作了；不能因為中國文有“本來的缺點”就使讀者“硬著頭皮讀下去”，“我們不妨把句法改變一下，以使讀者能懂為第一要義”，因為“硬著頭皮”終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針對梁實秋的辯難，魯迅首先指出了日語在翻譯過程中通過不斷添加新的表現法而逐漸臻於完美的事實，然後又接著說，中國的文法，比起日本古文還要不完備，然而它也有過發展與變遷，比如現在的中國文就曾經受到過曆代翻譯佛經的影響，其中不少句法詞法都是當時新造的，而今天已經被我們接受了，眼下許多文法還是需要新造或生造，這樣譯來，較之化為幾句，更能保留原文的精悍的語氣，所以說原來的中國文是有缺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