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如何通過翻譯來發展漢民族語言這一問題，魯迅先生是有自己一整套理論的。他認為，“寧信而不順”的翻譯也是一種譯本，而“這樣的譯本，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法”，要克服中國文的缺點，“隻好陸續吃一點苦，裝進異樣的句法，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國的，後來便可以占為己有”了。他繼而認為，在此過程中，可以“一麵盡量的輸入，一麵盡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傳下去，渣滓就聽他剩落在時代裏”，所以說我們現在可以容忍譯文中出現“多少的不順”，這容忍下來的不順，“其中的一部分，將從‘不順’而成為‘順’，有一部分，則因到底不順而被淘汰，被踢開，這最要緊的是我們的批判。”
梁實秋曆來主張翻譯要以使人讀懂為第一要義，反對把翻譯和語言的發展攪和在一起，認為“翻譯的目的是要把一件作品用另一種文字忠實表現出來，給不懂原文的人看”，這就難怪他難以接受魯迅的上述觀點。而之所以如此，當然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他對漢語的認識與魯迅的觀點恰恰相反。他在《翻譯》一文中指出：“中國文是如此之圓潤含渾”，“許多歐洲文的繁雜的規律在中文裏都不成問題”。他還指出：“以中文譯書感覺中文文法不夠用，其實以歐洲文譯中國作品又何嚐不感覺歐洲文法太累贅？”由此可見，凡是由一種文字譯成另一種文字，困難總是有的，“翻譯家的職責即在於盡力使譯文不失原意而又成為通順之中文而已”。他接著說道，文字文法原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每一種語言都有各自不同的因襲和習慣，中文文法之受歐洲語言影響而發生變化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應該認識到這一過程的循序漸進性，翻譯家雖不妨作種種嚐試，卻不可以操之過急，否則隻能會欲速則不達，其結果連翻譯本身的職責也丟了。
就事論事，梁實秋所言可謂是確當的，但不知何故，魯迅對此並沒有據理進行反駁，而隻是在《玩笑隻當他是玩笑》（上）一文中留下了這樣一句話：“如果嘲笑歐化式白話的人，除嘲笑之外，再去試一試紹介外國的精密的論著，又不隨意改變，刪削，我想，他一定還能夠給我們更好的箴規。”至於魯迅先生沉默的原因，梁實秋肯定認為是他的一句話起了作用：“魯迅先生如以為中國文法之足以達意，則應於寫雜感或短篇小說時試作歐化文。”客觀地分析，魯迅先生認為翻譯可以促進民族語言的發展，這一觀點自有其可取之處，所不妥的隻是他對此進行了過分的強調，不免給人一種急於求成的感覺，此外，在與瞿秋白的通信中，魯迅還不適當地低估甚至錯誤地貶斥了漢語的活力，這一點顯然也是不可取的。
3.3 關於重譯問題
重譯問題是魯、梁翻譯論戰的另一個焦點，這一焦點主要集中在重譯的成因、性質以及重譯是否可取等問題上。在《翻譯》一文中，梁實秋首先指出了當時譯壇盛行重譯之風的現象，接著又對形成這種風氣的原因進行了分析。他說，近來文學翻譯以法國和俄國作品居多，雖然懂英文的人數要遠遠超過懂法文、俄文的人，而英文名著除林琴南的譯品外幾乎寥寥無幾，究其原因，大概是由於法文、俄文作品譯成中文的大半是從英文轉譯的，懂英文的人之所以不願直接翻譯英文名著而要轉譯，是因為英文名著的文字難，或英語典故俗語不容易表達，等等；而且法俄作品譯成英文後也會變得淺顯易懂。他由此得出結論說：“大概從事翻譯的人，和別種的人一樣，喜歡走抵抗最少的路”。
在這一問題上，魯迅和梁實秋第一次難得地有了一致的看法。他也認為重譯比直接譯容易：首先，原文中令譯者自慚不及和不敢動筆的好處，先由原譯者消去了若幹部分，重譯時“便減少了譯者對原文的好處的躊躇”；其次是原文中的難解之處，忠實的譯者往往會有注釋，而原書上倒未必有，這無疑也為譯者提供了許多便利。然而，對於梁實秋的上述結論，魯迅則表達了不同的看法，認為重譯之所以會蔚然成風，之所以大量的俄文作品由日文重譯而來，實則是因為那些懂俄文的人不屑於從事翻譯工作，由日文重譯俄文作品，也實則是一種聊勝於無的無奈之舉，決不是譯者有意避難就易。
關於重譯的取舍問題，兩人也表現出了相左的態度。梁實秋認為，重譯終究是不太好的，尤其是重譯那些富有文學意味的作品。他還指出：
本來譯者的譯筆無論如何的靈活巧妙，譯出來的東西和原文相比，總像是攙了水或透了氣的酒一般，味道多少變了，若是重譯，與原作隔了一層，當然氣味就容易變得更厲害一些；實在而言，也沒有重譯的必要，國內精通希臘文的人大概不多，懂俄文法文的人不見得很少，所以還是研究英文的人多譯出幾部英文著作較為有益些。
正是由於對重譯抱著這種懷疑態度，他對魯迅從日文重譯的俄國文藝論著自然也就不屑一顧了，例如他在分析《藝術論》一書中作者引用達爾文的一段話後指出，魯迅係根據日文轉譯的，日譯本雖然也許是直接譯自俄文，但俄文原本所引用的文章又是譯自英文的，所以達爾文的話由英文到俄文，又由俄文到日文，再由日文到魯迅，經過這三道“轉販”，變了原形當然是不奇怪的事。
盡管魯迅也認為直接的翻譯比間接的重譯好，但他卻進一步指出，懂某一國文字，當然最好是譯某一國文學，然而假如這樣，中國也就難有上至希羅，下至現代文學名著的譯本了；在中國，懂英文的人恐怕最多，日文次之，如果沒有重譯，我們將隻能看到許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學作品，不但沒有易卜生等，就連安徒生童話恐怕也無從看見了。他接著指出：
對於翻譯，現在似乎暫時不必有嚴峻的壁壘。最要緊的是要看譯文佳良與否，直接譯或間接譯，是不必置重的；是否投機，也不必推問的。深通原譯文的趨時者的重譯本，有時會比不甚懂得原文的忠實者的直接譯本好。
他最後總結說，目前的做法當然隻能算是一種聊勝於無的對策，等到將來各種名作有了直接譯本，則重譯本便是應該淘汰的時候。對於梁實秋的發難，他也給予了有力的辯駁，指出中國曾經大談達爾文，大談尼采，而至今達爾文的著作的譯本還隻有一種，尼采的也隻有半部，學英文德文的學者及文豪都無暇或不屑顧及於此，所以暫時之間隻好任人笑罵，仍從日文本重譯，而且他不僅要自己這樣做，還希望有更多的人這樣做，借此來補一補徹底的高談闊論的空虛，而不能隻像“梁先生”那樣的“等著”、“等著”、“等著”。需要指出的是，其實梁實秋本人也意識到了隻是“等著”顯然無濟於事，盡管他反對重譯，他的《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卻也是從拉丁語的英文譯本重譯過來的，他也像魯迅一樣說道：“要從原文翻譯，暫時不見得有人”。
盡管這場持續了8年之久的文壇恩怨結束了，然而，時至今日，魯、梁論戰所涉及到的方方麵麵的論題仍不失其自身的價值。就翻譯而論，兩人在論戰過程中對翻譯標準及翻譯與民族語言發展等問題的所展開的爭論，其影響可謂深遠，意義已跨越了時空因素。自30年代以來，關於直、意譯這一翻譯標準的大討論應該說都是這場論爭的深入和繼續。今天，直、意譯問題又被賦予了科學性與藝術性內涵，直譯還是意譯，科學性還是藝術性，這一問題的最終解決對建立現代翻譯學有著及其重要的意義。此外，長期以來，歐化與歸化現象也一直是人們關注的問題之一，每每談及於此，論者多會援引魯迅先生那些經典性的闡述，事實上，諸如“削鼻剜眼”、“異國情調”等早已成為國內譯界的行話。
另一方麵，同每次翻譯爭論一樣，這次論戰對促進翻譯事業的發展無疑具有積極的一麵，但與此同時，它也給我們留下了某些值得記取的教訓，其中最令人深思的就是如何擺正對待翻譯批評的態度問題。我們認為，在這場論戰中，魯迅和梁實秋均表現出了超越理性的批評態度，就兩人的身份和風格而言，如果說唇槍舌劍無可指責的話，那麼極盡諷刺挖苦乃至惡意中傷之能事則似乎是有失妥帖的。眾所周知，在“批評”一詞中，“批”和“評”是相輔相成的兩個層麵，也就是說，作為批評者，他不能隻把目光集中在挑剔毛病上，還必須看到批評對象的可取之處，即使是指出問題，也應該抱著與人為善的態度，而不能一味地用尖酸刻薄的言辭傷害對方，若有悖於此，則隻能會增加批評的非理性成分，從而不利於冷靜地解決問題，魯、梁論戰之所以會頻頻升級到白熱化程度，兩人之所以會成為不共戴天的“忘年敵手”，其原因即在於此。關於這一點，我們還可以參照一下其他類似的現象，在這一時期，曾發生過多起有關翻譯的討論或爭論，如茅盾與鄭振鐸、陳西瀅與曾虛白、巴金與王力、張友鬆與徐誌摩等人之間都為翻譯進行過討論或爭論，即使魯迅本人也與瞿秋白、穆木天、林語堂等人有過這方麵的交手，然而隻有魯迅與梁實秋兩人最終成了譯壇論敵，或者是仇敵。究其原因，除性格與風格方麵的因素外，這裏當然還必須提及另一個更為複雜的因素，即魯、梁翻譯論戰是和政治鬥爭交織在一起的，尤其是第一次翻譯論戰的高潮，實際上就是伴隨著政治鬥爭而產生的。然而，同樣需要提及的是，到了後期，當論戰的內容基本上隻涉及到純學術問題時，兩人就應該清醒地後退一步，以理智的態度就長期困擾兩人乃至整個學界的問題給人們一個滿意的說法。由純學術上而論，如此才會有利於翻譯批評的健康發展。
近年來，關於魯迅和梁實秋個人的翻譯研究時常有文見諸於書刊報端，而就兩人的翻譯所作的對比性探討則至今尚未見有人專文論及。鑒於此，本文本著曆史唯物主義的批評標準，對魯迅和梁實秋兩人在翻譯論戰中的是非曲直進行了客觀的評價，評價的目的在於撥開紛亂的時代迷障，將魯、梁二人在翻譯論戰中所表現出的本來麵目再現於讀者麵前，此外並無些微粉飾或汙蔑任何一方的意圖。季羨林先生曾經指出：“我們今天反對任何人搞‘凡是’，對魯迅也不例外。魯迅是一個偉大人物，這誰也否認不掉，但不能說凡是魯迅說過的都是正確的。今天，事實已經表明，魯迅也有一些話是不正確的，是形而上學的，是有偏見的。難道因為他對梁實秋有過意見，梁實秋這個人就應該永遠被打入十八層地獄嗎？”的確，“人皆可以為堯舜”，魯迅偉岸的一生是誰都無法否認的，盡管他有某些不足之處，同樣，梁實秋不凡的一生也是誰都不可抹殺的，盡管他有許多不足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