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五四運動、驅張運動的革命鍛煉，新民學會不僅會員擴大了幾倍，而且已不是一個純學術的團體了。會員們已投身於改造中國的事業，他們在國內外，天各一方，尋找如何才能徹底改造中國改造世界的道路。
到“五四”政治運動之後，新民學會會員們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才傾向於用暴力革命的形式改造社會。
4.辦文化書社
從上海回到長沙之後，毛澤東跟陳獨秀談及的組織“改造湖南聯盟”未付諸實現，倒是在1920年8月2日組織了湖南“文化書社”。《文化書社緣起》中，一語道明書社的宗旨：“沒有新文化，由於沒有新思想；沒有新思想，由於沒有新研究；沒有新研究，由於沒有新材料。湖南人現在腦子饑荒實在過於肚子饑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書社願用最迅速、最簡便的方法，介紹中外各種新書報雜誌，以充青年及全體湖南人民新研究的材料。”（長沙《大公報》1920年8月24日）文化書社經理為易禮容，“特別交員”為毛澤東。此外，聘請了李大釗、陳獨秀、惲代英等為“信用介紹”。文化書社在湖南銷售《新青年》每期兩千冊，《勞動界》每期五千冊，還銷售《共產黨宣言》、《馬克思資本論入門》、《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史》、《唯物史觀解說》等馬克思主義著作。剛剛創辦了文化書社，毛澤東又組織了湖南“俄羅斯研究會”，這個研究會“以研究關於俄羅斯之一切事情為主旨”。1920年9月23日上海《民國日報》刊登消息，作如下報道：“湖〔湘〕人組織俄羅斯研究會於本月十六日開會，推舉正式幹事，薑詠洪總幹事，毛澤東書記幹事，彭璜會計幹事，並推彭君駐會接洽一切。”
自上海半淞園會議之後，新民學會會員主要分布在法國和長沙兩地活動。
1920年7月，回到長沙的毛澤東開始領導新民學會會員，辦文化書社，組織俄羅斯研究會，組織湖南進步青年到俄國去學習，同陳獨秀聯係，開始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並與何叔衡、彭璜等少數幾個人，作建黨的準備。他已讀了許多有關書籍和小冊子，對馬克思主義和各種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思潮作了分析研究，初步樹立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會員中主要骨幹都同時進行了這種學習。由於趙恒惕政府的破壞，湖南自治運動終於失敗。1920年11月25日在致向警予的信中，毛澤東痛感“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同一天致羅章龍的信中談到改造中國，“固然要有一班刻苦礪誌的人，尤其要有一種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義’，沒有主義是造不成空氣的。我想我們學會，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譬如一麵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後來，毛澤東在同斯諾的談話中，談到他當時由此得到的結論：“隻有經過群眾行動取得群眾政治權力，才能保證有力的改革的實現。”這兩封信，標誌著他經過革命的實踐和艱苦的學習，已基本完成了自己世界觀的轉變。
顯然，在法國的蔡和森等人，擁有較好的學習條件和環境，比如，他們對十月革命的了解，比在長沙的會員要好得多。他們能直接閱讀法文書報，蔡和森搜集了各種重要小冊子約100種，準備編譯叢書。這使他們接受馬克思主義和列寧學說，比毛澤東等稍早一點，也更深一些。根據上海半淞園會議的要求，1920年7月5日至10日，法國的新民學會會員13人（還有其他進步青年參加，共20多人），集中到巴黎附近的蒙達爾尼，開了5天會。一致通過了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學會方針。這就標誌著學會由成立初期的學術團體，終於逐漸變化為一個革命團體。但在如何改造的方法上大家出現了分歧。蔡和森主張仿效俄國十月革命的辦法，以激烈的革命，組織共產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蕭子升則主張溫和的革命，用普魯東的辦法，實質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會議決定將兩種對立意見寫信告訴毛澤東。蔡信長約3000多字，寫於8月13日；蕭信幾長一倍，寫於8月初。
蔡的信表明，他對世界革命運動之大勢，無產階級革命的四大利器（黨、工團、合作社和蘇維埃），世界革命聯絡與方法，俄羅斯革命後詳情等，都作了係統的研究：“我近對各種主義綜合審諦，覺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世界對症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我以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信中對他的摯友說：“我願你準備做俄國的十月革命。這種預言，我自信有九分對。因此你在國內不可不早有所準備。”蕭子升的信，談了許多瑣事。強調讀書，學俄文。分一小部分精力從事社會運動，以輿論為限。他估計：“十年之內，東方恐無大事可辦”。然後談到討論會務時的爭論，他“主張溫和的革命——以教育為工具的革命”；“不認俄式（馬克思式）革命為正當，而傾向普魯東式之新式革命”。關於會務計劃、如何準備人才、經濟等等，各地方分工等等，列了一個大表，認為1931年或1936年前，“為純粹的預備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