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頭版以大字標題刊出《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裏吃閑飯》的報道文章，該文在編者按中披露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文章說：“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導我們：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同時，為了造成強大聲勢，當日《人民日報》還用很大篇幅組織了另外兩篇報道：一篇是介紹甘肅省會寧縣城鎮居民和知識青年踴躍下鄉、到農村安家落戶的情況；一篇是介紹陝西省西鄉縣革委會動員組織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工作經驗。在其後幾天裏，《人民日報》等連續不斷大量報道全國各地熱烈響應毛主席號召組織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情況。很快又在全國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新高潮。
如果說，50年代以來的上山下鄉，主要還是屬於國家的一種調控政策、一種經濟範疇的人事措施的話，那麼“文革”高潮過後再度興起的與“文化大革命”同步進行的上山下鄉，其性質則遠遠超出了勞動就業的範疇，真正演變成一場名副其實的“政治運動”了。
“上山下鄉”的知青麵臨各種問題
到1970年5月，全國共有500多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個數字比“文革”前5年下鄉青年的總和還多3倍。
這一時期的上山下鄉，主要是采取“直接到農村插隊落戶”和“參加生產建設兵團”兩種形式，同時也著手進行“建設知青國營、集體農場”的試點。關於該時期上山下鄉的情況和問題，在1970年4月1日國家計委的軍代表給毛澤東、中共中央寫的《關於進一步做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的報告》中，有著比較全麵的反映。
在“文革”中，由於運動來勢很猛，加上當時特殊的政治形勢，各級領導隻關注、重視知識青年的“再教育”和“改造世界觀”了，甚至認為越是艱苦的地方越能改造人的思想，達到再教育的目的。
那時候，人們的注意力一齊轉到運動方麵，而此前下鄉的知青也紛紛趁機“回城”參加“革命”，並迅速融入到瘋狂的造反洪流中。同時，隨著時間推移，黨和國家知青政策中忽視其物質待遇的問題也日益顯現，有些到邊遠貧困地區插隊的知青，因實際生活困難而開始請願，要求回城工作；有的知青甚至還借故長期滯留城市。因此，在1966年至1968年“文革”高潮的兩年中，《人民日報》盡管也曾有過知青下鄉的零星報道，但各地下鄉人數極少，上山下鄉基本處於停滯、半停滯狀態。
上山下鄉，當時的農村生活還是落後的，村子裏來了這麼多不會幹農活卻要吃飯的知青們。與當地農民的實際利益也產生了一些磨擦。我們當時也有國家的一些生活安置費。這些錢被當時還處於貧困中的村子挪用。
其他一些地方的知青隨著對實際生活的不如意，“回城光榮”的思想開始滋長，各地均程度不同地出現了有背景、有關係的知青在參軍、招工、招幹中“拉關係”、“走後門”問題，社會上的各種不正之風開始泛濫抬頭。
按當時的政策規定，知青下鄉後第一年的口糧和生活費由政府發給，口糧每月36斤，生活費每月8元。然而好景不長，僅發了11個月就停了。知青們一年到頭在山區勞動，不僅沒有一分錢的分紅收入，而且連口糧也成問題，生活費用年年由家裏負擔，每年還要貼補好幾個月的高價糧，日子才能混過去。加上城鄉生活存在一定的差別，城裏來的知青在農村生活一時不大習慣，勢必帶來許多具體困難。
作為知青家長的李慶霖，對自己孩子麵臨的困難，一時難以解決，其心情可想而知。幾年過去了，兒子李良模的處境一直沒有改變，且越來越嚴重。出於無奈，李慶霖走上了漫長而曲折的上訪之路。
幾次上訪未果，李慶霖決定鬥膽上書“告禦狀”，給毛主席寫信反映情況。1972年12月20日，趁學校放假，李慶霖躲在家裏，關起門來，顯得十分神秘。他怕連累無辜，也怕走漏風聲。由於事先有充分的準備，李慶霖花了兩個多鍾頭，一口氣寫下了2000多字。
李慶霖經過反複推敲，刪去一些自己不很有把握的內容，決定多說說自己孩子下鄉的實際情況，隻捎帶一下幹部“走後門”把子女調回城的“陰暗麵”，發泄一點自己心中的不平，才最終把內容確定下來，並用稿紙抄好準備發出。
李慶霖擔心這封信無法送到毛主席手裏，想起當時給毛主席當翻譯的王海容能夠經常見到毛主席，就附短函給王海容，請她直接將信交到毛主席手裏。
當時李慶霖給毛澤東信的內容如下：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問好。
我是個農村小學教員，家住福建省莆田縣城廂鎮。家庭成分是貧農。我的教員生涯已有20多個寒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