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製止了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現象，轉變了幹部作風，並進行了思想、組織和製度建設。在生產上，建立了生產秩序，調動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組織了夏收夏種等工作。
按照毛澤東的三點指示，領導小組最終完成了整風整社的任務。
20世紀60年代初，為了克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嚴重困難，毛澤東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係列調查和整社活動，為後來製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人民公社“六十條”）提供了客觀依據。
曆來重視調查研究的毛澤東，認為了解社會情況、研究社會情況，是黨的政策的出發點。他除了通過閱讀報紙、刊物掌握信息，有機會就盡可能地直接接觸群眾，聽取群眾反映。除了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就提出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著名科學論斷，他一生中的許多社會調查，對解決中國革命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重大問題可以說都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事實上，調查研究並非隻是製定國策的前提，也是企業管理、個人創業、個人發展的基礎前提。無論什麼時代，無論團隊還是個人，無論做什麼事，正式開始行動前的調查研究都有著重大的意義。凡是注意調查研究，做好了充分的醞釀和準備工作，事情就能做到最好。凡是倉促行事，缺乏必要的調查研究，而又缺乏科學的預測和分析，在前進的過程中必然要出現問題。
學生報考學校需要調查研究。
雙方相識、相愛、成立家庭前需要調查研究。
企業投資、重大的經濟活動之前需要調查研究。
個人學習、工作、生活，甚至是娛樂、休閑、購物前，也需要調查研究。
調查研究並非僅僅是一個政治詞眼，個人的家庭、工作、交友、婚戀、消費、娛樂等活動其實就是個人的“政治”。
其實，任何重大的行動前，必要的調查研究都應該受到足夠的重視。
“上山下鄉”運動是如何終止的？
李慶霖——一個膽大包天的小學教師竟敢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指出毛澤東倡導的“上山下鄉”政策的問題，直接向毛澤東告禦狀！
這個小學老師寫信的背景是什麼？他在信中都寫了些什麼內容？他的信轉到毛澤東手裏了嗎？毛澤東讀完來信後是什麼態度？毛澤東是如何處理這件事的？
李慶霖寫信前的背景
50年代中期“上山下鄉”成為了廣大知識青年的自覺行動。
1953年，在國民經濟得到恢複的基礎上，我國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國工業經濟進入起飛發展的關鍵期；1955年，作為“破除迷信的一年”，我國又迎來了農業合作化的高漲“怒潮”，一年等於幾年的合作化速度，成就了“雞毛也能飛上天”的豪言壯語。
這時出現了一個尖銳的矛盾：一方麵，隨著合作化高潮的到來，廣大農村急需大批勞動力，特別是急需一批有文化的知識青年；另一方麵，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盡管很快，但其規模和結構尚不盡合理，中小學生的入學率較高，而中、高等教育的發展一時還不能滿足需求。這就使相當一部分中、小學生畢業後的分配和就業，成為一個大問題。
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做好動員組織中、小學畢業生從事生產勞動的工作》，明確指出了中、小學畢業生的未來出路和理由。社論說：“新中國成立的時間很短，還不可能馬上就完全解決城市中的就業問題。必須指出，家在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生中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業是有一定困難的。”而“農業生產對於中、小學畢業生的容納量是十分巨大的，現在需要量很大，以後的需要量更大。”
這年9月，毛澤東又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一個按語中，進一步肯定了知識青年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他說：“全國合作化，需要幾百萬人當會計，到哪裏去找呢？其實人是有的，可以動員大批高小畢業生和中學畢業生去做這個工作。”12月，毛澤東又在《在一個鄉裏進行合作化規劃的經驗》一文的按語中，更明確地指出：“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參考。其中提到組織中學生和高小畢業生參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別注意。一切可能到農村中去工作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裏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就這樣，毛澤東一句“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指示，使“上山下鄉”成為廣大知識青年的自覺行動。
此時黨和國家號召和鼓勵城市青年“上山下鄉”，其主旨是從解決城市青年學生的就業和加強農業生產的角度考慮的。一批批知識青年從城市到農村，一塊塊處女地被挖掘開墾，一片片荒原長出綠油油的莊稼，起到了一舉多得、一興百順的作用。
“文革”開始後，“上山下鄉”成為“改造青年”、“反修防修”的政治運動。
作為解決城市勞動就業的一項重要舉措，“文革”開始後，隨著“紅衛兵運動”的興起、“革命大批判”的開展和全國上下“造反奪權”的進行，以解決城市就業為主旨的“上山下鄉”，逐步演變成為一場“改造青年”、“反修防修”的政治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