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封信發出後，輾轉數月，經外交部副部長王海容轉交到毛澤東主席手中。毛澤東接到這封信後，“使特別關心農民的毛澤東受到很大觸動，看後流下了眼淚。”毛澤東對李慶霖來信的評價用他後來的話說，這封信寫得“相當好”，“我擺在這裏幾個月，經常看，看了三遍半，這才下決心寫回信”。毛澤東是在會見幾個地方及大軍區的領導人時講這些話的，在政治局會議上也講過。毛澤東考慮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1973年4月25日才決定親自給李慶霖複信。
毛澤東給李慶霖的複信內容是這樣的：
李慶霖同誌：
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毛澤東
1973年4月25日
毛澤東將寫好的複信交給當時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叮囑他從稿費中代他取出300元，連同信一起直接送郵局寄走。
毛澤東還問，李慶霖是不是黨員？如果是黨員，可考慮推舉他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黨員，有入黨要求，可吸收為黨員，參加“十大”；如果沒有入黨要求，可讓他出席“四屆人大”。還說，可考慮把李慶霖的信編入課本。可見，毛澤東當時對李慶霖敢於坦誠直言的胸懷是很讚賞的，同時也可看出毛澤東對統籌解決知識青年問題的高度關注。
從毛澤東關於李慶霖來信的批示，一句“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讓人看到毛澤東對國情、下情明察秋毫，並非不知。這時的毛澤東雖然已經垂垂老矣，但體察下情民情之心依然如故。
組織全國性大檢查，印發毛澤東的複信
就在毛澤東給李慶霖複信的第3天，即1973年4月27日，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召開中央高層會議，會議從晚9時開到翌日淩晨1時15分。出席會議的有葉劍英、李先念、張春橋、王洪文等以及國家計委、財政部等有關部門的領導。周總理傳達毛澤東對李慶霖的複信後充滿激情地說：“一定要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項工作做好，不能再讓毛主席操心。”並聽取了國家計委勞動局負責人的彙報，研究了有關統籌解決知青上山下鄉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會後，農林部軍代表沙風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迅速組成了13個調查組，5月份分赴遼寧、吉林、黑龍江、河北、內蒙古、山西、湖北、湖南、陝西、雲南、福建、安徽等省、自治區調查了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情況，為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的召開做準備。
5月31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印發了調查組提出的《關於當前知識青年下鄉工作中幾個問題的解決意見》的報告，以及北京市委給中央的一個報告。周恩來要求各地的同誌把文件帶回去討論。他說：“中央準備召開一個專業會議，來研究這個問題”。
6月上旬，各調查組回京參加彙報會，研究分析了各地情況，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意見和方案。
經過調查，各地認為李慶霖反映的情況屬實，沒有誇大。其實，當時類似的問題，各地較普遍存在。確是：“全國此類事甚多”。在“左”的思想指導下，知青上山下鄉片麵強調“接受教育”，忽視文化知識的學習；安置上實行一刀切，給國家財政、知青本人和接受知青的鄉村都帶來許多實際困難；管理上采取行政手段和軍事化管理，造成知青人身權利受到不同程度的侵犯；盲目追求自給自足，令許多年少且生活不能自理的知識青年生活艱難……難怪，李慶霖反映的情況讓毛澤東震驚，令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憂慮。
6月10日，周恩來親自起草的關於印發“複信”的《中共中央通知》（中發［1973］21號），經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並報經毛主席圈閱後發給各地。
具體內容如下：
中共中央轉發李慶霖來信和毛主席的複信
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大軍區、省軍區、各野戰軍黨委，黨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領導小組、黨的核心小組，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黨委：
偉大領袖毛主席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對李慶霖同誌的來信作了重要答複。現將毛主席的複信和李慶霖同誌寫給毛主席的信，印發給你們，請印發至公社、街道以上各級黨委，並傳達到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和廣大群眾。各級黨委要認真學習，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工作，嚴格檢查，加強領導，總結經驗，上報中央。
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在開黨委擴大會議時，可分出一天時間，宣讀學習毛主席的信，並對你們從五月中央工作會議帶回去的《關於當前知識青年下鄉工作中幾個問題的解決意見》，以及這次印發給你們參閱的中共福建省委《關於認真學習毛主席給李慶霖同誌的信的通知》，進行討論。準備在六月下半月，由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各派一人（內有專管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工作的一人），來中央彙報和統籌解決這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