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日。
在黨中央、國務院和各省市區討論研究的基礎上，7月，國務院主持召開了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製定出一些“統籌解決”的具體辦法，24日形成了《國務院關於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的報告》。這次會議有限度地統籌解決了下鄉青年生產、生活方麵的一些實際困難，其中的一些措施是比較明確和具有可操作性的，這對解決當時上山下鄉運動中存在的問題，起到了積極作用。8月4日，中共中央以30號文件形式轉發了這個報告，要求各地“嚴格全麵地（對知青問題）進行檢查，抓緊解決目前急需解決的實際問題。”
知青上山下鄉的政策得到了全麵調整。首先，根據周恩來等人的提議，決定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隻作為一項工作對待，不再搞運動。雖然從理論上還在堅持“大方向”，但實際上已從根本上動搖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根基（這在“左”傾思潮泛濫的年代顯得尤其難能可貴）。其次，對知識青年的去向作出新的構想，安排一定數量的專項指標，從下鄉知識青年中招工、招生、征兵和提幹，力求做到有上有下，有去有回，進入良性循環。
這樣知青的生活得到盡可能合理的安置，同時，經常性地開展“上山下鄉經驗交流”，注重知青在農村建設中的作用，把有成績和有貢獻的知青經群眾評議，推薦到農村工作的領導崗位上來，使知青們在農村廣闊天地中真正有所作為。
正是由於李慶霖“告禦狀”事件的發生，使親自號召、發動這場政治運動的毛澤東糾正了運動中出現的過“左”行為，使上山下鄉中長期存在的具體問題得到緩解，並在一定程度保護了知識青年的人身權利，改善了他們的生活條件，從而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發生了轉折。
“上山下鄉”政策顯然是毛澤東知行合一、社會實踐、社會大學校思想的具體體現之一。雖然這一政策在變成了一種運動，曾經出現過不少問題，但是，這一政策的確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完全否定它是不足取的。
今天，在城市文明日益發達的今天，城鄉兩種文明一方麵越走越近，另一方麵，也出現了兩種文明之間的嚴重隔閡。
筆者前些天在“馬斌讀報”中聽到這樣一個新聞，一個城市的學生隨家人到鄉下遊玩，主人端出了用幹幹淨淨的碗盛來的水給他們喝，這個城市學生居然說出了“這是人喝的嗎？”“農村的人吃飯前也洗手？”這樣可笑的問題！
我們撇開道德和愛心問題不談，這說明現在的不少城市家長和學生，還有許多甚至年齡較大的人，由於長期沒有到過農村，或者他們隻到過部分農村，就推測所有的農村怎麼怎麼地窮，怎麼怎麼地不講衛生，怎麼怎麼地超生，怎麼怎麼地不文明等偏見。其實，他們不知道許多農村早在八九十年代就住上了樓房，許多富裕的村莊甚至大部分住的都是三四層的樓房，不但住房比城裏人富裕得多，就是家中所用，城裏人有的，許多農村人幾乎全都有了。即使是不少偏僻貧窮的地方，也不至於像他們誤解的那樣在吃飯前是不洗手的。
城裏人對鄉下人的許多偏見常常讓人感到可笑，甚至忍無可忍。
其實，大部分城市人，原本來自農村，那些第一代出來的人，他們熟悉兩種文明，可是，那種在城市出生，一直沒有去過農村的城市人，或者偶然去過，他們對農村生活並不熟悉。他們不知道農村的地下自來水比城裏那種經過汙染又處理後的帶著漂白粉味的水要好喝得多。他們也不知道在落後的農村，現在也喝起了桶裝水，他們更不相信富裕的農村人不但有房有車，而且許多農民還有很大的工廠。
事實上，許多遠離家鄉，受過高等教育在城市裏做體麵工作的人，他們的經濟狀況和生存狀態遠比不上那些在家鄉搞工廠、做生意的同學。
隨著城鄉間隔閡的拉大，城裏人和鄉下人需要互相了解，相互關心，相互尊重，真正平等、和諧地相處。
其實，正像西方人對中國人的誤解一樣，城裏人依然在誤解著農村，他們的目光還停留在改革開放之前，他們不知道，城市在發展，偏遠的農村也在發展，雖然城鄉文明的差距在擴大，但農村的真實情況，也不至於像一些都市人對農村人汙蔑的那樣。
不同文明的人要相互溝通，隻有走出自己狹隘的天地，就像農村人普遍走進城市一樣，城市的青少年也有必要走到農村去了解真實的國情。
否則，這些在偏見中成長起來的城市青少年，長大成人以後，就會像現在許多的城市成年人一樣做出許多無謂地傷害農村人尊嚴和利益的事情。如果這些不了解國情的人掌握了國家權力，那就更危險了。現在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到過很多農村，當年的青年毛澤東曾經到鄉間乞學，如果我們能夠具備這些偉人們的胸懷，才能夠真正地了解社會，成為一個對人民飽含感情的人，成為一個更加完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