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玄妙的五行思想理論，在皇宮紫禁城的布局和建築中表現得十分明顯而突出。
首先，我們從總體布局上來說，紫禁城分為前朝和後寢兩大部分，而前則表示的是南方，從火，主大，所以前朝的建築寬敞高大，被作為處理朝政大事的地方；而後表示的是北方，從水，主藏，所以後寢的建築緊湊而狹小，是後妃們生活起居的場所。其次，從單體建築的方位來看，紫禁城裏凡是用於文治和讀書學習等方麵的宮殿建築，多數設置在東側，從木，從春；而屬於兵刑和武備方麵的宮殿，就多在西側，從金，從秋。最典型的就是文華殿和武英殿的布局設置，文東、武西拱衛著中央三大殿，而文華殿還是皇帝禦經筵講學的地方，殿後的文淵閣則是貯存《四庫全書》和《古今圖書集成》的場所。就連皇帝在中央太和殿舉行朝會大典時，文武百官也是按照文東、武西的序列站立在禦道的兩側。再如，太和殿廣場東西兩側的體仁閣和弘義閣，在明朝則被稱作文樓和武樓。而禦花園裏的萬春亭，也是一東一西，分列在中軸線的兩側。中央政府機構的內閣和軍機處，原先分別為文職衙門和武職衙門，所以設在乾清門外的東西兩側。如果從北京城的整體布局上來看，同樣也有體現五行原理的地方。例如，天下舉子進京參加科舉考試時，就得從京城前方東側的崇文門入城，然後在位於北京東城區的全國最高學府——國子監裏進行考試；而軍隊出師征戰時，則從京城前方西側的宣武門出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左祖右社，是《周禮》中確定宮殿規劃的傳統模式，千百年來中國的宮殿建築始終遵循不悖。但是，中國的經學大師們卻對《周禮》中的這一理論解釋得混亂不堪，搞不清周朝人到底是以左為尊還是以右為尊，也就是說社稷和宗廟應該如何排列。然而，如果用五行理論來解釋，就顯得非常簡單而明了：左即東方，在五行當中為木，主生化，而人類都是由祖先繁育的，所以把宗廟設置在東方，正好揭示了祖宗誕育子孫的德行；而社稷是國家、社會涵載君臣和人民，屬收，正應了“金”德，所以應該是“右社”，把社稷壇設置在西方。
我們都知道紫禁城的主色調是紅和黃，這從五行相生來說也是有一定依據的。即紅屬火，火主光大；黃屬土，土居中央；而紅、黃並用，就表示皇家的至尊至大，並以天下為中心。而從紫禁城建築的色彩搭配上來看，針對各處建築用途的不同，按照五行、五色也有適當的調整。例如，皇子生活居住的南三所不但地處皇宮的東側，而且連瓦頂也是綠色的，這與曆代所稱“青宮”是相一致的，在五行中這從木，從春，表示皇子們正處在青春年少蓬勃成長的時候。例如，文淵閣這處建築不用黃瓦紅牆，而用黑瓦青磚牆壁，這就是因為黑色代表水，紅色代表火，水克火，這樣可以使易燃的書籍能免於火災，所以書庫是萬萬不能使用紅色的。再如，位於紫禁城最南端的午門，是屬於火的方位，所以一改青綠等冷色調，而用充滿熱烈氣氛的紅色為主。
在五行學說發展的同時，古人還把上天的二十八宿分作四組，分別配以龍、鳥、虎、武（龜）四種動物的形象，也就是所說的“四象”，並把其與五行、五方和五色相結合。即：東方表示青色，屬青龍（或蒼龍）；南方表示紅色，屬朱鳥（或朱雀）；西方表示白色，屬白虎；北方表示黑色，屬玄武。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象確立後，也就成了四方的象征。如此，北京紫禁城的設計采用五行思想，而其城池的四周則運用了四象的原理。如南麵的午門，又稱五鳳樓，鳳為鳥類，實為朱雀。北門原名玄武門，康熙年間因避諱皇帝“玄燁”的名諱而改為神武門，玄武、神武，意義相同。五鳳、玄武南北定位，則四方正位，完全符合了四象的原理。
在風水學說中除了五行之外，還有古老的“陰陽”理論，其最初含義大約是指日光的向背，向日的為陽，背日的為陰。而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們，卻用陰陽來解釋自然界中兩種對立或相互消長的物質。就連《國語》和《老子》這樣古老的著作中，也含有這種思想，可見其影響之深遠。後來，陰陽學說同樣經過戰國末期鄒衍等人的研究和發展，一直流傳了整個中國的古代社會。甚至有人說，陰陽學說就是中國文化的鼻祖。這話的可考性姑且不論，但陰陽學說本身的合理性不容置疑，它對整個東方文化所產生的重大影響也是十分明顯的。特別是在皇家宮殿紫禁城中的運用，更是得到了充分的發揮。例如，在前朝與後寢、東六宮與西六宮、寧壽宮區與慈寧宮區，以及各組建築中造成的對比錯落、抑揚得致、明暗結合、強弱得當的效果，就處處體現了陰陽的和諧性。如紫禁城之陽的前朝，其殿堂普遍比對應的後寢部分要高大，明顯地表現出了陽剛之美；而後寢處在紫禁城之陰，其宮殿就小於對應的前朝殿堂，空間組合也顯得緊湊而低小，表現出了特別的陰柔之美。再如東西各六宮的布局，則鮮明體現了兩兩相對、對稱和諧、完整統一的審美思想，也就是陰陽結合之美。陰陽理論表現在數字上，即單數為陽，雙數為陰，所以紫禁城前朝所有殿堂的麵闊、進深都是陽數開間，而後廷東西六宮的進深多為陰數開間。
無論是五行還是陰陽，也無論世人對風水學說承認與否，都不能抹殺其在皇宮紫禁城中的完美運用。特別是，因此而造就它那無與倫比的建築美，實在是應該大力效仿和張揚的。如此，也就難怪梁思成不惜拚上身家性命也要予以捍衛了。
當然，在從事建築科學研究的巨人梁思成的眼裏，北京城和故宮紫禁城又有另一番審美情趣。對此，梁思成於公元1951年4月發表在《新觀察》雜誌上的《北京——都市計劃的無比傑作》一文中曾有細致描述。雖然這是一篇學術文章，但在文字表述中卻有一種散文式的優美，故不能不摘錄其中部分段落，在供讀者了解梁思成關於北京城的學術思想的同時，也欣賞其在文學功底上的造詣：
構成整個北京的表麵現象的是它的許多不同的建築物，那顯著而美麗的曆史文物，藝術的表現；如北京雄勁的周圍城牆，城門上嶙峋高大的城樓，圍繞紫禁城的黃瓦紅牆，禦河的欄杆石橋，宮城上窈窕的角樓，宮廷內宏麗的宮殿，或是園苑中嫵媚的廊廡亭榭，熱鬧的市心裏牌樓店麵，和那許多壇廟，塔寺，第宅，民居。它們是個別的建築類型，也是個別的藝術傑作。每一類，每一座，都是過去勞動人民血汗創造的優美果實，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今天這些都回到人民自己手裏，我們對它們寶貴萬分是理之當然。但是，最重要的還是這各種類型，各個或各組的建築物的全部配合；它們與北京的全盤計劃整個布局的關係；它們的位置和街道係統如何相輔相成；如何集中與分布；引直與對稱；前後左右，高下起落，所組織起來的北京的全部部署的莊嚴秩序，怎樣成為宏壯而又美麗的環境。北京是在全盤的處理上才完整的表現出偉大的中華民族建築的傳統手法和在都市計劃方麵的智慧與氣魄。這整個的體形環境增強了我們對於偉大的祖先的景仰，對於中華民族文化的驕傲，對於祖國的熱愛。北京對我們證明了我們的民族適應自然，控製自然，改變自然的實踐中有著多麼光輝的成就。這樣一個城市是一個舉世無匹的傑作。
如果說上述是梁思成從北京市的“表麵現象”所作的大致描寫，那麼下麵則是他從他最為看重的“中軸線”格局所進行的禮讚：
安門，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這中間千步廊（民國初年已拆除）禦路的長度，和天安門麵前的寬度，是最大膽的空間的處理，襯托著建築重點的安排。這個當時曾經為封建帝王據為己有的禁地，今天是多麼恰當的回到人民手裏，成為人民自己的廣場！由天安門起，是一係列輕重不一的宮門和廣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頂，一層又一層的起伏峋峙，一直引導到太和殿頂，便到達中線前半的極點，然後向北，重點逐漸退削，以神武門為尾聲。再往北，又“奇峰突起”的立著景山作了宮城背後的襯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點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遠距離重點的呼應。由地安門，到鼓樓、鍾樓，高大的建築物都繼續在中軸線上。但到了鍾樓，中軸線便有計劃地，也恰到好處地結束了。中線不再向北到達牆根，而將重點平穩地分配給左右分立的兩個北麵城樓——安定門和德勝門。有這樣氣魄的建築總布局，以這樣規模來處理空間，世界上就沒有第二個！
不僅如此，就連中軸線東西兩側和以故宮為中心的其他建築布局也是世所罕見、壯美無比的：
在中線的東西兩側為北京主要街道的骨幹；東西單牌樓和東西四牌樓是四個熱鬧商市的中心。在城的四周，在宮城的四角上，在內外城的四角和各城門上，立著十幾個環衛的突出點。這些城門上的門樓，箭樓及角樓又增強了全城三度空間的抑揚頓挫和起伏高下。因北海和中海，什刹海的湖沼島嶼所產生的不規則布局，和因瓊華島塔和妙應寺白塔所產生的突出點，以及許多壇廟園林的錯落，也都增強了規則的布局和不規則的變化的對比。
對此，梁思成還充滿想象地建議說：“在有了飛機的時代，由空中俯瞰，或僅由各個城樓上或景山頂上遙望，都可以看到北京傑出成就的優異。”然而，麵對這“一份偉大的遺產”，當時諸多的國人是不能認識到或予以欣賞的。
既然渴望以“梁陳方案”全麵保衛這壯美無比的北京舊城已宣告失敗，梁思成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希望對已經不可阻止地進入了舊城的新建築，通過規劃的方式予以合理安排，盡量減少對北京舊城整體布局和文物古建築的損壞。可沒想到，自此梁思成不得不一而再地“退而求其次”，直到生命在已無完膚的批判中淒然消亡為止。
公元1952年春，根據北京市人民政府秘書長兼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薛子正的指示，都市計劃委員會責成陳占祥和另一位規劃師華攬洪以行政中心設在舊城為原則，分別組織人員編製北京城的規劃方案。至於為什麼沒有讓梁思成來擔綱組織編製這一規劃，也許與他在“梁陳方案”之後連續發表文章或直接上書周恩來總理等領導人強烈要求保留舊城另辟新區的行為有關。
梁思成靠邊站了，陳占祥和華攬洪在編製北京規劃方案中，不僅由於學術觀點不同編製出了兩個分歧嚴重的方案，而且後來這兩個方案也毫無反應地靠邊站了。關於華攬洪，筆者在《哲匠錄》中沒有查到關於他的點滴記載，想來他被編撰者列入了規劃師或工程師的“另冊”。不過，公元1912年出生於北京的華攬洪不僅是著名規劃師華南圭之子，而且在16歲時就前往法國留學，且先後畢業於法國公益工程大學和巴黎美術學院建築係，此後在法國馬賽創立了建築師事務所，曾完成有五十多項建築設計。如此看來，將華攬洪打入建築師的“另冊”似乎不太妥當，雖然他的建築設計作品多在國外，但這與當年朱啟鈐編撰《哲匠錄》的宗旨並不違背，因為朱啟鈐曾在序言中有“凡於工藝上曾著一事，傳一藝，顯一技，立一言者，以其於人類文化有所貢獻。悉數裒冣，而以‘哲’字嘉其稱，題曰：《哲匠錄》，實本表彰前賢，策勵後生之旨也。”這樣的一段話，故此即便華攬洪所設計的建築作品在國外或他以工程設計為人所共知，但他作為建築師的身份還是應該為其恢複的。不過，為華攬洪恢複建築師身份的竟是梁思成。公元1951年，已經加入法國共產黨的華攬洪依然放棄自己的建築師事務所和全部家產，攜法籍夫人及子女回到了自己的祖國。雖然華攬洪後來在編製北京城市規劃的方案中主張拆毀城牆，但在他回國不久就在梁思成的舉薦下擔任了都市計劃委員會第二總建築師的職務。於是，他也就有了與陳占祥共同編製北京城市規劃的機會。
關於公元1952年陳占祥和華攬洪因為見解不同而編製了乙和甲兩個方案，關於他們在各自方案中對城牆采取截然不同態度的問題留待下麵詳細記述，現就兩個方案其他的不同點作一簡介。
在華攬洪主持編製的甲方案中，他不僅主張拆除城牆，而且對北京舊城的原來格局也作了較大的改變。對此，新華社主任記者陳軍在《城記》中這樣記述說：他“把東南、西南兩條對外放射幹道斜穿入外城，與正陽門大街交彙於正陽門。東北、西北兩條道路分別從內城東北、西北部插入新街口與北新橋，並引鐵路幹線從地下插入中心區，總站仍設在前門外。”而在陳占祥主持編撰的乙方案中，他不僅完全保留北京舊城原來那棋盤式的道路格局，將所有放射狀的道路都相交於舊城的環路上，而且杜絕鐵路插入舊城，將總站設在永定門外。對於中央政府行政辦公區的設置，兩個方案各有主張，甲方案主張適當分散布置，乙方案則強調集中在平安裏、東四十條、菜市口和磁器口相圍合的範圍內。很顯然，如果按照華攬洪的甲方案設置行政區，北京舊城的格局必然要被分散布置的行政新建築所割裂；而陳占祥的乙方案則能更大限度地保留北京舊城的原來格局，這自然是“梁陳方案”思想原則的部分繼承。
不過，無論是華攬洪的甲方案還是陳占祥的乙方案，當公元1953年8月梁思成奉命向北京市人民代表彙報時，兩個方案都沒能獲得通過，原因則是這兩個方案“在有些問題上和黨對改造與擴建首都的意見不一致，如何對待城牆與古建築，工業區分布與道路寬度等許多重大原則問題上爭議分歧很大。”其實，早在梁思成奉命向人民代表彙報的兩個月之前，中共北京市委就已經聘請蘇聯專家為顧問，具體指導另外成立的一個規劃小組，在甲乙兩個方案的基礎上重新編製規劃方案。隻是這個設立在動物園暢觀樓上的規劃小組，其中成員並沒有華攬洪和陳占祥，更沒有梁思成參加。自此，他們三人都被排在了北京城市規劃的大計之外。
在這個被稱之為“暢觀樓小組”所編製的《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的要點》中，無論是對北京舊城格局和曆史價值的評價，還是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確定，抑或是如何改造舊城和發展工業等問題，都提出了與梁思成或華攬洪和陳占祥的甲乙方案截然不同的觀點。對此，公元1994年8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行程紀略》一書中刊載的“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的幾個問題”中曾這樣記述說：
北京是我國著名的古都，在都市建設及建築藝術上，它一方麵集中地反映了偉大中華民族在過去曆史時代的成就和中國勞動人民的智慧，具有雄偉的氣魄和緊湊、整齊、對稱、中軸線明顯等優點，但另一方麵，也反映了封建時代低下的生產力和封建的社會製度的局限性。它是在階級對立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當初建設的方針完全是服務於封建統治者的意旨的。它的重要建築物是皇宮和寺廟，而以皇宮為中心，外邊加上一層層的城牆，這充分表現了封建帝王唯我獨尊和維護封建統治、防禦農民“造反”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