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在中國民族的傳統建築元素中，除了鬥拱無疑就是“大屋頂”最能代表其特色了。於是，梁思成反思了自己過去對宮殿式建築的指責，認為“我們過去曾把一種中國式新建築的嚐試稱作‘宮殿式’，忽視了我國建築的高度藝術成就，在民間建築中的和在宮殿建築中的，是同樣有發展的可能性的。”接著，梁思成於公元1954年在《祖國的建築》一文中強調說：“隻有在我們被侵略，被當作半殖民地的時代，我們的城市中才會有各式各樣的硬搬進來的‘洋式’建築，如上海或天津那樣。”同時，梁思成在文章中還畫了兩張想象中的建築圖，所繪建築包括35層的高樓，在其頂部也都有中國式建築屋頂造型——“大屋頂”。對此，梁思成解釋說：“第一，無論房屋大小，都可以用我們傳統的形式和‘文法’處理；第二，民族形式的取得首先在建築群和建築物的總輪廓，其次在牆麵和門窗等部分的比例和韻律，花紋裝飾隻是其中次要的因素。”梁思成這一思想的轉變，還來源於蘇聯專家的直接“指導”。例如，公元1949年9月當第一批蘇聯專家來到北京與梁思成相見時，就提出建築“要像西直門那樣”，並在紙上畫出了箭樓的樣子。
其實，梁思成原本並不讚成“大屋頂”的宮殿式建築，他認為除了重要建築可以采用這種形式外，其餘建築形式還是要與其實用性結合起來。為此，梁思成還曾在《為什麼研究中國建築》一文中對北京協和醫院一類“宮殿式”建築予以批評，他說：“‘宮殿式’的結構已不合於近代科學及藝術的理想。……它是東西製度勉強的湊合，這兩製度又大都屬於過去的時代。它最像歐美所曾盛行的‘仿古’建築。因為糜費侈大，它不常用於中國一般經濟情形，所以也不能普遍。”也許是基於這種原因，梁思成在與陳占祥合作完成的“梁陳方案”中，依然沿用他提倡的現代建築與中國傳統建築相結合的思路。他認為：“中國建築的特征，在結構方麵是先立構架，然後砌牆安裝門窗的；屋頂曲坡也是梁架結構所產生。這種結構方法給予設計人以極大的自由，……這是中國結構法的最大優點。近代有了鋼骨水泥和鋼架結構，歐美才開始用構架方法。現在我們隻須將木材改用新的材料與技術，應用於我們的傳統結構方法，便可取得技術上更大的自由，再加上我們藝術傳統的處理建築物各部分的方法，適應現代工作和生活之需要，適應我們民族傳統美感的要求，我們就可以創造我們的新的、時代的、民族的形式，而不是盲目的做‘宮殿式’或‘外國式’的形式主義的建築。”
而當梁思成接受中國共產黨在建國之初對知識分子進行的思想改造，以及蘇聯專家團一味排斥西方現代建築理論之後，他不僅拋棄了把中國傳統建築精華與西方現代建築合理元素相嫁接的有益嚐試，而且也開始向中國傳統建築“大屋頂”“一邊倒”了。用新華社一位記者的話說，梁思成這是將他原本積極有益的探索，如同放在“洗澡水”裏的“嬰兒”一樣被一同倒掉了。不僅如此，這位學識淵博但政治思想單純的學者梁思成，最終竟然被他曾經借用過的“階級鬥爭武器”所打倒。這不能不說是梁思成的悲劇，也是那個時代幾乎所有知識分子的悲劇，更是那個時代和社會的悲劇。說到這，20世紀50年代以“大屋頂”為標誌對梁思成所開展的批判到底是為了什麼呢？
翻檢曆史陳跡，我們不難發現這與國際形勢或直接說與蘇聯國內的政治變化有重大關係。公元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赫魯曉夫於第二年11月便召開了第二次全蘇建築工作者會議，他針對國內情況從政治的高度作了《論在建築中廣泛采用工業化方法，改善質量和降低造價》的報告，從而在蘇聯建築界發動了一場批判複古主義的學術政治運動。既然蘇聯老大哥已經作出了榜樣，向蘇聯的中國小兄弟自然不甘落後。特別是聽到了“大屋頂有什麼好，道士的帽子與烏龜殼子”的有關指示後，中共北京市委立即召集中央設計院、北京市設計院、清華大學建築係等單位的共產黨員，決定“對建築方麵的反人民的、反動的形式主義、複古主義即資產階級思想”，進行最“嚴厲的批評”。很顯然，這場針對“大屋頂”的批判首先是在黨內進行發動，然後才準備對“反人民的、反動的形式主義、複古主義即資產階級思想”的建築“大屋頂”采取“圍剿”行動。
對於在建築界展開的這場批判，雖然梁思成是始料未及的。1954年8月30日也就是蘇聯召開那次建築會議之前三個月，時任北京市委辦公廳城市規劃小組成員的陳幹便聯合其弟、時任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會計科長高漢，在《文藝報》上發表了《〈建築藝術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民族遺產的學習與運用的問題〉的商榷》一文，對梁思成有關建築民族形式的論述進行了針對性的反駁。關於《建築藝術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民族遺產的學習與運用的問題》一文，是梁思成於公元1953年10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建築學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專題發言，後來這一發言被刊登在公元1954年2月號的《新建設》雜誌上。在梁思成的這一長篇發言中，他不僅再次將建築藝術賦予“階級性”和“黨性”這些政治色彩，而且通篇不是引用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關於“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等論述，就是借用蘇聯有關專家將建築藝術提高到政治高度的原話。在這一發言中，梁思成雖然提出了不乏真知灼見的見解，但他基本放棄了自己原來極為諳熟的建築“文法”，而是運用並不熟悉的政治語言和階級鬥爭詞彙。這不能不說是梁思成這位本應該屬於純粹學者的失策了。
其實，在此之前梁思成在強大而濃烈的政治環境中，似乎早已忘卻了最初選擇建築這一遠離政治專業的初衷，或者說在那滾滾政治洪流中他已經辨別不清自己的來路。特別是建國後，通過對知識分子開展的思想“洗澡”運動，以及全球社會主義建築強勢——蘇聯專家團灌輸的政治建築理論，梁思成實在沒有理由不接受這些思想。於是，梁思成漸漸地融入其中不能自拔，這通過他先後發表的一係列相關文章中不難看出。例如，公元1952年12月22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蘇聯專家幫助我們端正了建築設計的思想》、發表在公元1953年第14期《新觀察》雜誌上的《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公元1953年5月下旬寫就的《我對蘇聯建築藝術的一點認識》，以及這篇他出訪蘇聯回來不久後寫出的《建築藝術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民族遺產的學習與運用的問題》等等，都是梁思成積極融入建築“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的見證。不過，梁思成終究隻能算是一位學人，他在政治上的悟性遠遠不及他的父親梁啟超。所以，當陳幹和高漢兩兄弟聯袂拋出那篇針對他的“檄文”時，梁思成一時還沒有洞察其中的真正玄機。這麼說，不僅是因為這篇“檄文”批駁的“條分縷析”，用詞淩厲，而且似乎至今也沒見到梁思成對此所做出的反詰。
在陳幹和高漢的這篇“檄文”中，兩兄弟這樣寫道：梁思成的建築理論“隻看見語言與建築相同之點而忽略其相異之點；隻看見‘法式’對於材料的約束性而看不見材料對於‘法式’的決定性，因而把‘法式’強調到‘約製’一切的高度。這可說是本末倒置的‘唯法式論’觀點。”而對於梁思成關於建築藝術階級性的論述，兩兄弟認為：“梁先生對於建築藝術階級性的問題的理解，是比較抽象而混亂的。原因首先在於梁先生沒有從正確的立場出發，以一定的觀點和方法來批判自己過去的認識。”對此，兩兄弟還舊事重提，舉例予以說明：“我們果真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觀點來處理天安門廣場，將毫不猶豫地主張拆除東西三座門，而絕不主張將偉大的內容束縛於這已經失卻效用和妨礙生活的形式之內。因為生活是主要的，首先的，是藝術形式的決定因素；藝術形式隻能處於為它服務的地位。……四合院雖好，卻有一個根本的缺點，這就是建築的主要立麵都朝向院子，而在街道上隻有牆，甚至連窗子也難得開一個。而今天要求把建築的主要立麵朝向街道，朝向城市，朝向人民。”之所以梁思成將建築形式與人民生活這一主要內容“本末倒置”，“可能是由於梁先生對自己的建築思想尚缺乏嚴格的，曆史的，係統的批判。”既然如此，由“人民大眾”來幫助梁思成糾正這一“模糊觀念”的建築思想，很顯然是十分必要的。
於是，當公元1955年2月建築工程部召開設計及施工工作會議，開始正式對以梁思成為首的“資產階級形式主義和複古主義”建築思想進行批判之後，陳幹和高漢兩兄弟，隨即又在公元1955年第1期《建築學報》上發表了第二篇批判文章，對梁思成的“資產階級形式主義和複古主義思想”的建築理論進行猛烈轟擊。兩兄弟在題為《論梁思成關於祖國建築的基本認識》一文中，是這樣寫的：“梁思成先生所鼓吹的，關於我國舊建築的特點及其發展規律的理論，是一種不易理解的形式主義的說教。……他是割斷了建築與社會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關係來理解舊建築的；同時，他是割斷新建築與我國在過渡時期的經濟條件和社會生活狀況的關係來理解新建築的。……梁先生所謂的‘祖國的建築’（除趙州橋而外）基本上隻不過是直接或間接地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建築；對作為祖國建築的根基，那千百年來直接地普遍地為勞動人民自己服務的民間建築，竟裝聾作啞毫無論述。”
為了對梁思成關於建築理論那“不易理解的形式主義的說教”進行徹底批判，陳幹和高漢這兩兄弟可真是下了大功夫，當他們以“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優勢，從中共北京市委聽說要徹底解決梁思成的問題必須從解決“法式”著手時，這兩兄弟似乎恍然大悟，竟然下決心要“從頭研究‘法式’問題”。果然，這兩兄弟“曆時一年終於搞清了產生‘法式’的曆史和社會背景”，從而於公元1955年12月在《新建設》雜誌上發表了第三篇批判梁思成的文章，並將其批判矛頭直接指向梁思成的扛鼎之作——《營造法式》研究。在這篇題為《論“法式”的本質和梁思成對“法式”的錯誤認識》一文中，兩兄弟這樣寫道：梁思成“歪曲了‘法式’的本意，閹割了‘法式’的精髓。……他在斯大林和毛澤東同誌，以及一些蘇聯專家的著作中尋找論據，以他們的詞句來裝點自己。就這樣他以各種巧妙的方法和堂皇的形式，終於形成了一股片麵強調‘民族形式’的逆風。實質上這正如某些同誌說過的，他已經把‘適用、經濟和可能條件下的美觀’的黨的原則，按照他自己的意誌改造成為‘美觀和可能條件下的適用和經濟’。這是梁思成先生隱藏在寫著‘民族形式’和‘法式’這幾個大字的幕布後麵的實質。”對此，我們不能不對陳幹和高漢這兩兄弟的智商表示“欽佩”，因為梁思成窮其一生也不敢說研究透徹的《營造法式》，他們僅用了一年的時間便“參悟”出其中“精髓”，並能從“階級鬥爭”的高度對梁思成展開如此“深刻而徹底”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