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勢是沒法選擇的，但一個人想要做到對社會、對國家以至人類有所作為，便不可隨遇而安，要積極進取。
—吳新智
吳新智，安徽合肥人，1928年6月2日生。1947—1953年在上海醫學院醫本科學習。曆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副所長。他主要研究古人類學，1984年與其他人聯名提出現代人起源的多地區進化說，1998年提出中國古人類“連續進化附帶雜交”的假說。他長期致力於調查、發掘和研究人類化石，並為此二假說進行論證。1999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他發表了 120餘篇學術論文和專著（不含科普文章）其中 20餘篇（冊）在國外發表。1990年獲選中國科學院優秀研究生導師。1991年獲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一等獎，1999年和 2007年分別獲郭沫若中國曆史學獎二等獎和三等獎，2003年獲全國優秀科普作品一等獎，全國優秀科普作品獎科普圖書類一等獎，國家圖書獎，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2005年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1986年起曆任中國解剖學會常務理事，副理事長，人類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現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人類學學報主編，兼任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國大百科全書人類學主編。
走進吳新智院士的辦公室，設施擺設簡樸卻頗具特色：進門左手是一個人類骨架標本，高高地懸掛在那兒；牆邊的書櫃裏和沙發邊的茶幾上，擺放著若幹個古人類頭顱骨或模型；辦公桌上一遝遝的文件和書籍，擁擠得想放下一個小小的錄音話筒都不容易，電腦上的顯示屏被窗外的陽光照得有些晃眼。吳新智坐在辦公桌後麵，揮動著手臂，便侃侃而談起來。
立誌學醫，結緣上醫
“有的人是從小立誌高遠，努力要做大事情。我不是這樣，我是完全被推著走的。”談起自己的經曆時，吳新智總是那麼說。10歲那年，由於抗戰爆發，吳新智一家人由安徽逃難到四川樂山，武漢大學當時也內遷樂山，他便進入了武大附中學習。抗戰時的學生往往畢業即失業，如果能考上大學，不僅能學到更多的知識，而且是公費的，他擔心高中畢業那年考不上大學，高二時便與同學柳焯結伴自學高三課程，打算以同等學力考大學。
吳新智的母親身體不好，看著親人受病痛折磨，他很早便立誌學醫，但當時離樂山最近的醫學院在成都和重慶，吳新智沒有前往那些地方考學的旅費，隻得就近在樂山報考武漢大學。高二結束後，他和同學柳焯分別被武大法律係和物理係順利錄取，後者第二年轉到電機係，現在是哈工大的博導。盡管被法律係錄取，但吳新智沒有放棄學醫的理想，他繼續在附中讀高三，打算 1946年拿到高中畢業證書後再考醫學院，與此同時，為了避免次年考不上醫學院以致無學可上、增加家庭負擔，他在武大也注冊上課。樂山城區不大，整整一年裏，他就這樣在武大和附中兩處之間來回奔波聽課。
抗戰勝利後的第二年，吳新智隨家人從樂山沿長江一路遷至上海，那年恰好高中畢業，他一邊趕路，一邊準備著再次報考醫學院。那時三峽的船票很難買，吳新智父親的單位隻得租了一輛卡車運送複原的人員，哪知這輛車一路壞、一路修，路過貴陽時，錯過了報考貴陽醫學院的機會；下一站到長沙，湘雅醫學院又剛剛考過了；到達武漢那天，恰好是武漢大學、中央大學四校聯合招生的報名截止日，盡管他是武大附中的學生，但名還是沒報成；從武漢坐船路過南京，在當地招生的大學都考完了；抵達目的地上海時，也僅剩下同濟大學、山東大學、沈陽醫學院還在招生。吳新智都被錄取了，最後選擇了同濟大學醫學院。“完全是機緣巧合，在那種情況下不得不如此。”他後來回憶說。這所學校以德語授課，第一學年的新生必須先學習語言，由於擔心不能適應學習專業課程的德語授課環境，一年以後，吳新智報考了上醫，兜兜轉轉，他和上醫的緣分總算開啟了。
上醫的校訓是“正誼明道”，前任教務長張鋆教授曾經直言不諱告訴學生們：“你如果來上醫為個體開業、掙錢，我勸你不要來！”在吳新智的記憶中，學醫的生活很枯燥，上醫的教學要求格外嚴謹，為了病人，容不得學生犯任何低級錯誤。臨床實習的經曆尤其令他印象深刻，24小時隨傳隨到，前一秒還在睡覺，後一秒就得硬生生地從床上爬起來趕到病房。一開始許多人都叫苦不迭，吳新智也不例外：“感覺是真痛苦，我都怕我的實習期度不過去了。”
當時吳新智在華山醫院實習，有個女病人臀部上長了個褥瘡，他每次換藥時都替她把腐肉剪掉，一剪就出血，一出血病人就叫罵，吳新智堅持為她治療，後來褥瘡終於痊愈了。有一天，他去食堂吃飯，這個女病人衝著他招手，“你平時不是罵我罵得最凶麼？”吳新智好奇地問她。結果她笑著說自己快出院了，非常感謝他這些天的治療。經過這件事，吳新智發現，學醫和實習的過程雖然痛苦，但自我價值卻體現得淋漓盡致，慢慢地，他開始體驗到了其中的樂趣。到後來，吳新智已經可以若無其事用手為病人摳糞便，聽著它像羊糞蛋似地掉到搪瓷托盤上叮當直響。“這樣做在當時是很普通的事。”吳新智說。
在他印象中，除了實習經曆以外，母校在思維訓練、英語鍛煉兩個方麵也對他影響至深。“我在上醫學得的許多知識中後來最常用到的隻有解剖學和病理學，但是查房討論和臨床病理討論會給我的思維訓練卻在我幾十年的研究工作中起著難以估量的指導作用。”吳新智感慨。那時，CT、核磁、超聲等檢查手段還沒有發明，實習醫生主要通過詢問病史，望、觸、叩、聽和比較簡單的物理和化學手段來獲取疾病的信息，再通過上級醫師查房時正確的分析和思辨，產生對疾病切合實際的印象。而臨床病理討論會則用實在的病例幫助他們分析診病全過程的經驗和教訓，這樣的梳理和總結使吳新智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人體是複雜組織的整體，診病時不可隻執著於某一手段獲得的信息，而是要利用不同手段獲取的各種信息綜合思考，還不能忽視自然環境和社會施加的影響。“這就是所謂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吳新智說。
談到英語鍛煉，吳新智更是記憶猶新。在上醫的前五個學期，老師講課和查房全用英語，多虧有武大附中時期打下的基礎，他還能勉強應付，但是程度畢竟不如上海和江浙的同學，為此，他隻得放棄打橋牌、拉胡琴等業餘愛好，全力以赴。三年級下學期以後，老師開始用中文教了，但實際上還是中夾英，許多名詞和術語都用英文，要現查《高氏醫學詞彙》。“其實這倒很好，如今，臨床上的好多術語我還記得，沒有忘掉。”1975年起，吳新智所在的研究所開始頻繁接待外國同行，這需要較高的外語水平，每當有外事交流，吳新智都是“首席翻譯”。“幸喜有在上醫聽課和查房討論時鍛煉出來的英語口語能力和聽力，我才能比同齡同事更快地適應對外開放的新環境的要求。”
從上醫畢業後，吳新智幾經輾轉成了一名古人類學家，盡管再也沒有從事過臨床醫學工作，但是他坦言，一個人在求學期間培養起來的做人與做事的態度，潛移默化地影響到自己一生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