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知天賦不高，隻能借助勤奮。對任何一個人來說，唯一可以掌握的，是不放鬆對自己的要求，盡可能利用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做好自己能做的每一件事，這是我的信條。
—韓濟生
韓濟生，1928年生，籍貫浙江蕭山。1953年畢業於上海醫學院醫學係。1993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現任北京大學神經生物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中華醫學會疼痛學分會主任委員，國際疼痛學會教育委員會國際顧問、國際疼痛學會中國分會主席等職務。長期從事針刺鎮痛原理研究，在針刺鎮痛的神經化學機理方麵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先後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二、三等獎，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衛生部甲、乙級獎，國家教委一、二等獎，國家民委一等獎等榮譽稱號。
2011年11月19日，中國醫學界最高規格個人獎項 —吳階平醫學獎舉行頒獎大會。與鍾南山院士同台領獎的，是一位神采奕奕而又風度翩翩的長者。他就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神經生理學家，中國疼痛醫學開創者韓濟生。
“濟生”指引了一生的前進方向
1928年，韓濟生出生於浙江省蕭山縣一個開業醫生之家，“濟生”這個名字是他父親取的，韓父是浙江蕭山的一名醫生，他從傳教士那裏學了一點醫學知識，以行醫謀生。給兒子起這個名字，是希望他將來能夠接受正規的醫學教育，有更大的本事和出息，普濟眾生。
年幼的韓濟生並不知道這個名字有什麼深刻的含義，但從小的耳濡目染使他感到做醫生很好。當時的醫生都是非常接近病人的，與病人的關係非常密切。韓濟生看到，經過父親治好了的病人常常到家裏來看父親，病人和醫生往往成了朋友，醫生能夠解決病人的痛苦，病痛被解除了的病人都特別高興，這種情景讓他期望著自己將來也要當醫生。
1937年，也就是韓濟生九歲那年，日本侵略中國，到處狂轟濫炸，蕭山許多老百姓被迫逃難，在舉家逃難的途中，韓濟生的母親因為膽囊急症得不到及時救治，撒手人寰，這給幼小的韓濟生心靈上刻上了一道無法磨平的傷痕。憑什麼中國人就要受欺負呢？國恥家仇，鑄就了韓濟生剛毅的性格，他立誌為國家、為人民做一點事情。
1947年，韓濟生從杭州高中畢業。父親原來是希望他學醫的，但是家道衰落，要供他上六年的醫學院非常困難，他身邊許多親屬認為，報考四年製的工科學校早日謀生，是韓濟生最佳的選擇。可是韓濟生最為向往的，還是六年製的上海醫學院，盡管他同時報考了浙江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一共三所學校，並且同時被三所學校錄取。家裏說一個六年、兩個四年，你還是上四年吧，時間短好早一點賺錢。韓濟生手裏攢著三份錄取通知，拖而不定。到最後，浙大放棄了，交大新生報到的截止期過了，韓濟生用他自己的話說，就這樣“賴”，賴到了上醫。雖說上醫的學製比另外兩所大學要長，但他父親最後也沒有說什麼。那一年報考上海醫學院的考生有三千人，但隻招三十名，學校規定，前四名提供獎學金，吃飯不用出錢。韓濟生剛好是第四名，獲得了獎學金，可以自己養活自己了。
韓濟生執意選擇了學醫之路，回憶當初，韓濟生認為，他人生的第一個選擇是非常正確的。他常說“學醫是我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點”。這是一次最為關鍵的轉折，從此指引了他一生的前進方向：走濟生之路，普濟眾生。
嚴謹的校風啟迪了做人和做事的原則
韓濟生在上醫學習的五年期間，上醫各位老師認真的態度、敬業的精神，給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首先印象深刻的是人體解剖學的齊登科教授，解剖學是醫學生最早學習的課程，當時全部都是英文授課，那麼多的解剖學專業名詞，使韓濟生和同學們剛開始有點頭暈，但不久都很快適應了。一方麵，齊老師了解這些學生，所以講課比較慢，讓你有時間記筆記；另外，他一邊講課，一邊在黑板上畫圖，他兩個手同時都能畫，將人體內神經、血管、肌肉、骨骼和各個器官的位置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準確地畫出來，層次分明，使學生一目了然，而且他的解剖學名詞拉丁文發音很標準，所以學生們對那些拗口的名詞都背得很熟。
令韓濟生印象深刻的徐豐彥教授當時是生理學教研室主任，每次到教室上課，韓濟生都要經過他的辦公室，看到的是徐教授整天就坐在示波器前麵，除了上課，他一天到晚就坐在那裏，旁若無人地進行著他的實驗研究，是那麼專注、認真。藥理學的張昌紹教授，他講的藥理學，思路清晰，深入淺出，引人入勝，總讓人意猶未盡，使得枯燥的藥理學知識學起來輕鬆又充滿樂趣。
臨床各科的教學中，錢悳教授給韓濟生的印象最深：“他的脾氣很大，要求很高。 ”韓濟生記得很清楚，他兩次帶領學生們去上海郊區開展血吸蟲病防治工作，第一次是到駐軍部隊裏做糞便檢查，在顯微鏡下看有沒有血吸蟲卵，任務比較輕鬆，有空時還可以騎騎馬玩玩。但是第二次任務卻很重，要參加對血吸蟲病人的治療，要注射銻劑，銻劑是治療血吸蟲病的特效藥，但毒副作用大，錢悳教授一個組一個組地去檢查，凡是準備工作做得不好、沒有對病人做好宣傳解釋，或者對銻劑注射的操作不規範的，都會挨批評。韓濟生是其中一個小組的組長，分配在有名的血吸蟲重災區任屯村，好在他們這個組非常兢兢業業，圓滿完成任務。
錢悳教授和上醫老師們嚴謹、認真的風氣，對工作的嚴格要求，對病人的負責精神深深地影響著韓濟生。拿講課來說，他從不照本宣科，而是運用精湛的語言藝術、豐富的肢體動作、充分的眼神交流，牢牢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他還注意在課上留出一定的時間與學生互動。他講的生理課和神經生物學課，都被教育部評為精品課程。
韓濟生堅持一種理念：“批評是培養研究生的主要方法。等到沒有什麼可批評時，研究生就該畢業了。”曾有一名學生請韓濟生給他寫出國推薦信，韓濟生看了學生起草的信稿，發現這名學生把學習成績寫為前5%，便對他說這並不符合事實啊！學生說有同學還寫了前 2%呢。韓濟生當即嚴厲地批評說：“科學就是要實事求是，你連對自己的評價都沒有勇氣求實，你將來從事的科學研究能讓人信服嗎？”學生們也習慣了他的批評，甚至希望聽到韓老師的批評。
上醫給了韓濟生很大影響的還有兩件事。一個是英語學習，一個是討論的風氣。
韓濟生總是說：“我這點英語，人家說你怎麼會的？我就是借著上醫的三年—1947、1948、1949年 —打的底子對我幫助很大。”他1947年入學，那個時候上醫全部都是英文講課，他慢慢地適應了這種學習上的轉變，對他的幫助很大。以縮寫為例，凡看到英文縮寫詞，韓濟生一定要知道這個縮寫的來源是什麼，這就是上醫教出來的。有一次，一個澳大利亞的同事給他們介紹剛剛出現的PCR（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中文翻譯為聚合酶鏈式反應，簡稱 PCR）的原理和技術，澳大利亞的同事介紹時說成了PRC，韓濟生笑著說是 PCR，他一愣，說：“是，PCR剛出來，韓老師你怎麼知道？”韓濟生說，這是他的習慣，在上醫就養成了這個習慣。現在他也希望他的學生養成這個習慣。他的學生做文獻報告時提到縮寫詞，他肯定會問這個詞是什麼意思。
1952年畢業以後，接觸英文的機會少了，直至 20世紀 60年代中期，韓老師在針庥研究上有所突破，開始接受外賓來訪，逼得他不得不重新抓起來，熟悉相關的專業詞彙，預先寫好要介紹的內容，甚至背出來，經過半年多的努力，語言用語不是交流的障礙了。1979年，他第一次走出國門，在美國波士頓國際麻醉藥研究大會上，用英語作了大會報告並回答了提出的問題，他說：“這是我人生經曆裏很重要的一段。”通過自己的體驗，韓濟生在北醫第一個提出來用英語講課，還為此編寫了英文的生理學，這是當時北醫用的第一本英文教科書。他希望趁學生們年輕的時候，有很大潛力的時候，開發他們自身的資源，“你開發他，他就會了，你不開發他，他的智能就發揮不出來。”這樣，生理主任用英文講課了，大家也就慢慢地講起來了，送出國的研究生回來，也都這樣講，英語氛圍越來越濃，業務討論的時候也可以用英語發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