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德和醫術是醫生的靈魂，即對病人極端負責，在技術上精益求精。此亦即“好醫生”的內涵。
—湯釗猷
湯釗猷，1930年生，原籍廣東新會。1954年畢業於上海第一醫學院醫本科，腫瘤外科教授，現任複旦大學（中山醫院）肝癌研究所所長。中國工程院醫藥衛生學部首批院士，是國際著名肝癌研究學者。曾任上海醫科大學校長、國際抗癌聯盟理事、中華醫學會副會長、中華醫學會腫瘤學會副主委、中國抗癌協會肝癌專業委員會主委、國家教委科技委員會副主任和中國工程院醫藥衛生學部副主任、主任。主要貢獻為“小肝癌的研究”，大幅度提高了肝癌療效，國際上最早提出“亞臨床肝癌”概念。並主編英文版《亞臨床肝癌》專著。多次榮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中國醫學科學獎、中國工程科技獎和陳嘉庚生命科學獎。主編專著 9本，其中《現代腫瘤學》獲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參編國際專著 12本。發表論文 600餘篇，其中 SCI論文 288篇，他引 5 649餘次，是國際上最知名的肝癌研究專家之一。
2006年2月27日上午10點整。北京人民大會堂，燈火璀璨，鮮花如簇，“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在這裏隆重召開。對複旦大學肝癌研究所湯釗猷院士來說，這已經是他第二次站在這個中國科技領域的最高領獎台上。這一次，他和他的團隊因在“轉移性人肝癌模型係統的建立及其在肝癌轉移研究中的應用”方麵的卓越貢獻榮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21年前，享譽世界的“小肝癌研究”成果讓他獲得了1985年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如此重大的國家級獎項，在一人身上竟梅開二度，在中國醫學界大概非常少見。
生於憂患，學醫報國
湯釗猷出生在廣州，他父親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留美學生，在賓州大學讀經濟專業；母親是婦兒專科畢業。6歲那年，由於戰火蔓延，全家 7口遷往澳門。在他的記憶中，那個年代的中國不堪回首。有兩件事他一直無法忘懷。一是每天早晨上學，都要經過澳門鏡湖醫院的後門，總見到有幾車餓死的人們的屍體運走，因為屍體上沒有肉，遠看就像一堆柴板；另一件是連葡萄牙的小孩也敢欺負中國的大人。“落後就要挨打”，對湯釗猷來說，不是幹巴巴的口號，而是刻骨銘心的體驗。在他幼小的心靈裏，已經體會到個人的經曆與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
抗日戰爭勝利後，他父親帶著家人滿懷希望乘船遷往上海。他仍記得，到達外灘時，天空灰蒙蒙的，馬路上有兩個字特別紮眼，一是醬油店的“醬”字，一是當鋪的“當”字。一種不祥的感覺始終揮之不去。
父親剛開始還能在中學教英語，但新中國成立前夕就失業了，一個留美學人，不得不設攤賣豆。在經濟落後、民不聊生的舊中國，人人朝不保夕，謀生已屬不易，哪還能有什麼夢想和奢望。
1946年湯釗猷剛到上海，考取育才中學，因沒錢乘電車，上下學都得走一個多小時。兩年後高中畢業，趕上父親失業，湯釗猷讀醫的美夢破滅了，隻好到一家外彙經紀人辦事處打雜，白天幫著做外彙交易，寫好合同送去，一個早上要在外灘走上五六個來回。現在人家說湯釗猷走路快，其實就是那時練就的。
人生總是起起伏伏。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湯釗猷的人生開始轉運了。他報考大學時，一連三個誌願 —大連醫學院、上海第一醫學院和上海一個工科方麵的學校，最後全都考取了。考慮到家裏的困難，他原本準備去大連的，因為那裏實行供給製，但母親不同意，湯釗猷選擇了上海第一醫學院。為了讓湯釗猷安心攻讀，哥哥挑起了家庭重擔。
飽嚐艱辛的湯釗猷深知讀書之不易，格外勤奮刻苦，不敢有絲毫懈怠。1954年大學畢業，湯釗猷暗自下決心要努力做一名好醫生。在白天繁重的臨床工作之後，仍利用晚上的時間孜孜不倦地學習，薪水除部分給家用外，多數都用於訂雜誌和買書。有空他就到圖書館看書，從臨床看到基礎，從西醫學到中醫，30歲出頭，他就寫成一本 30萬字名為《發展中的現代醫學》的書。可惜因“文革”，書稿在上海科技出版社躺了15年，到出版社請他修訂出版時，他已年近半百，再也無暇顧及。盡管如此，湯釗猷坦言，這本沒有出版的書，讓他終身受用。從事肝癌研究後，他感到有必要做一些相關基礎研究，應該說就是源出於此。後來接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邀請，主持編寫《臨床醫學基礎》，也是因為有了那個時候的基礎。
孟子雲：“故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指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誠哉，斯言！
專攻“癌中之王”
湯釗猷畢業後並非從事肝癌研究，而是在中山醫院跟隨導師、著名教授崔之義和血管外科專家馮友賢教授從事血管外科研究。從 1957年至 1967年整整 10年，導師的辛勤培養和嚴格要求，加上他的刻苦鑽研與勤奮好學，為他以後的臨床實踐和科學研究打下了紮實的基礎。湯釗猷記得，有一天，崔之義教授帶著他，從上海“老介福”買來絲綢製作“人造血管”。他們把真絲人造血管植入狗體內，血管暢通了。後來又給幾百條狗做了手術，其中存活時間最長的竟達 10年，狗死後湯釗猷去解剖，驚訝地發現真絲人造血管仍通暢。後將其製作成標本，拍了照片，至今還保存在中山醫院檔案室。當時國外是用人造纖維來做人造血管，這種血管與人體組織的黏合性較差，而真絲人造血管則黏合性較好，可以克服這一缺陷。崔之義教授這一“異想天開”的做法讓湯釗猷意識到：科學研究太需要想象力和創造力了。
1962年起，湯釗猷僅憑著解剖顯微鏡和落地架，在國內率先開展了顯微血管外科的實驗研究。他和手外科楊東嶽教授大膽嚐試，1965年成功完成了國際首例遊離足趾再造拇指的創舉。本來這一成果可以擴大，可惜“文革”不期而至，研究不得不中斷。
盡管湯釗猷在血管外科已取得相當不錯的成績，但是，有一種病症始終讓他寢食難安。湯釗猷所在的中山醫院病房裏收治著大量的肝癌病人，在我國肝癌是腫瘤中的常見病、高發病，被稱為“癌中之王”。病人滿懷希望地走進醫院，不久就離開人世，看到這一切，湯釗猷心如刀割。
1968年，周恩來總理向醫務界發出了“攻克癌症”的號召。“解除病人的痛苦是醫生的責任，病人的需要就是我的選擇！”湯釗猷毅然放棄了血管外科，投身於征服肝癌的偉業中。從此，湯釗猷和他的同伴們走上了一條布滿荊棘、異常艱辛的肝癌研究之路。
對湯釗猷來說，“改行”是個痛苦的過程，意味著一切又得從頭做起。
整整 5年，湯釗猷白天幹臨床，晚上到圖書館看文獻直到閉館。即便是現在，湯釗猷每年都堅持看關於肝癌的文獻2 000篇左右，所以他的學術報告裏總是有最新的東西。剛投入肝癌臨床工作的那幾年，可用一句話來概括：“病人走進來，抬出去。”肝癌作為癌中之王，5年生存率不到3％。病房裏每天都有病人死去。短短幾年工夫，直接或間接經湯釗猷診治因療效不佳而死去的肝癌病人就有數百人。這對任何醫生來說，都是巨大的煎熬。而“文革”讓一切變得更加艱難。醫生早上要打掃廁所，給病人打針發藥，然後查病房、開刀，晚上病人死亡還要推屍體。有一個晚上，5分鍾內有兩位肝癌病人死去，湯釗猷用一輛推車推兩具屍體。作為救死扶傷的醫生，他很難過：這些死去的病人，生前大多是帶病工作的好同誌、好兄弟啊。“那時，我和我的同事思想上產生了極大的矛盾和痛苦，可以說沒有人願意在這個病房工作，因為勞累倒下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所有的努力都徒勞無功。”有一段時間，湯釗猷甚至感受到了絕望。然而，真正的強者總是能在絕望處奮起，從逆境中騰飛。這些關於“死亡”的黑色記憶促使湯釗猷下定決心：誓與“癌王”抗爭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