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個人，或許就有一股喜歡迎難而上的勁兒。越是困難，越要扭住不放，這在我眼中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王正敏
王正敏，1935年 11月生，浙江寧波人。1961年畢業於上海第一醫學院醫療係。中共黨員，中國科學院院士，我國著名的耳鼻咽喉頭頸外科專家，現代耳顯微外科、耳神經外科主要奠基人，開創人工耳蝸的國產化研究先河。現任衛生部聽覺醫學重點實驗室主任、上海市聽覺醫學臨床中心主任等。先後任美國《顱底外科》編委，國際聽力學醫師協會、世界聾聯聽力學委員會委員等職務。榮獲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勞模）、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全國醫德楷模、中國醫師獎和上海市勞模等。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 3項，省部級獎 14項。
沒有聽到很偉大的夢想，隻有最實在的願望 —服務人群；沒有滔滔不絕的大道理，而是淡然、樸實的經驗之談 —隨“機”而安；沒有通向成功的秘密，隻是一步步走得踏實。他，就是王正敏 —一位樸實、真摯、儒雅、智慧的醫者。他有“神奇”的力量，讓沉默的耳朵蘇醒，聽到歡笑、聽見春暖花開的聲音……生 而 為 醫
在王正敏的童年裏，“醫生”是一個時常縈繞耳邊的詞。爸爸媽媽經常講述關於舅父的“傳奇”故事。舅父樂文照，是上海醫學院的創始人之一，也是當時國內第一批在美國哈佛大學學習醫學的。學成以後，舅父和自己的同學懷著一顆救國救民之心，回到了戰火紛飛、傷痕累累的中國，用自己學到的醫學知識，挽救同胞的生命。歸國不久，國內遭遇一場霍亂，大量患者隨時可能喪失性命。正是舅父等恰當地運用自己學到的西醫知識，成功地從這場浩劫中，挽救了大量患者的生命。這在當時是一件極轟動、意義極大的事，舅父因此聞名，也在王正敏幼小的心靈裏種下了從醫的種子。
作為家裏最小的幼子，哥哥姐姐都沒有上過大學，父母將殷切的希望寄托在這位懂事好學的兒子身上，常常鼓舞他要像舅父學習。舅父的書架上整齊地擺放著各種外文書籍，愛書、惜書的舅父是決計不讓旁人碰的。而每當小正敏來到他家時，卻總是破例被允許自由翻閱。看著那些異國的陌生文字、奇奇怪怪的圖，小正敏雖然不懂，但心中覺得很好玩。也許就是那最初的“好玩”，和一位自己敬仰、愛慕的人 —舅父對自己的格外愛護和鼓勵，在小正敏心中播下了一顆醫學的種子，並慢慢地破土而出。
像很多男孩子一樣，王正敏念初中、高中時，十分喜歡數理化。上初二那年，全國麵臨解放，課堂荒廢，大多數同學都閑得不亦樂乎。而勤思好學的小正敏，卻每天到離校不遠的福州路 —上海一條十分繁華的街，光顧那裏擺放的各種古今中外書籍雜誌的舊書攤。新鮮的文字、嚴密的邏輯，尤其是物理的奧妙，常讓他流連忘返。他買來初三的物理、英語、幾何等教科書，靠自學做完書中練習。新中國成立後，一切開始恢複正常，包括高中入學考試。還未上過初三的小正敏，自己偷偷報名參加高中入學考試，最終在一百多名錄取學生榜裏他排名第三。
高中畢業後，麵臨著填報誌願的大事。父親已過世，母親、姐姐等家人主張他填報醫學，這對一直熱愛數理化的王正敏來說，心中有些顧慮，覺得學醫似乎和數理化疏遠了。但是，最終在全國統招的考試之前，他鄭重地在第一誌願欄裏填下了這個與之一生結緣的名字：上海醫學院。從此，他的命運與上醫緊緊聯係在一起。
回憶當初的選擇，“遇機而安—遇到機會就安定下來，不挑東挑西。隻要自己好好做，總會做出事情，不要過分強調個人的愛好和興趣。”王正敏非常淡然，“其中有很多的影響和變動，偶然小事就可能走上另外一條軌道，但是幸好，最終還是在醫學的軌道上前行”。
進入上醫那年，他 18歲。祖國的醫學事業亟需一大批人才。上醫作為全國最優秀的醫學院之一，響應黨的號召，專門設立了一個三年製的醫學專科班，選擇入學時最優秀的部分同學入班，王正敏就在這個班裏。
同時，學校也為配備了最好的醫生、老師為同學授課。20世紀 50年代的上醫，教學設施簡陋，僅東一號樓（如今尚存，作為文物保護）作為教學樓。對於之前兩三百名學生來說，還勉強能擠下。可是隨著新中國成立後學校人數一下子擴招，達到 500餘人，教室告急。學校的領導便在東一號樓對麵的草地上（現為明道樓址），搭建了一個草棚教室—籬笆牆、泥地板，冬天冷、夏天熱。王正敏與同學就在這裏，一年 365天，還占寒暑假部分時間，一周上課 50餘小時，啃下了如今需要五年甚至八年才能完成的學業，並且醫學知識學得絕不含糊。入學時，這個班上正好有一百零八名同學，正如一百零八個好漢，他們個個認真、刻苦，懷著滿腔的熱情，想要盡快投身到祖國的偉大複興。
從建校起，上醫便始終秉承嚴謹、求實的優良傳統，對老師、學生嚴格要求。作為醫學的基礎學科之一 —解剖學，王正敏回憶道：“當時老師要求我們每一個學生把頭顱的結構背得滾瓜爛熟，卵圓孔、圓孔等經過些什麼神經都要一清二楚。那時，同學們人手一個頭顱骨。早上起來、晚上睡覺前，都會抱著頭顱骨溫習自己所記的內容，有的同學甚至抱著被摸得光滑圓潤的頭顱骨睡去。有時，我會把頭顱骨帶回家學習，家裏人嚇得不敢進我的房間。”說到此，王院士露出了歡樂的笑容，他一定想起了那時年輕的他們，在上醫物質貧乏、精神富裕、熱情純粹、鬥誌昂揚的青春歲月。那時的上醫，就是這樣，不需要高樓大廈，也一樣卓而不群；上醫的學子，隻要有一書在手，便如得世界。
上醫不僅有像王正敏那樣優秀的學生，更有國內最好的醫生、老師。
談及自己的大學老師，王院士笑著說：我喜歡有鮮明個性的醫學大師。
“林兆耆，當時有名的內科醫生，也是中山醫院院長。上課很有特點。一次診斷課上，他走上講台，在黑板上幾筆勾勒出兩根肋軟骨、肚臍、腹股溝。然後叫同學在黑板的圖上演示肝脾觸診。40分鍾的課將過半小時，上台演示的同學沒一個讓林老師滿意。最後林老師十分精煉地概括：肝脾觸診必須從腹股溝開始，因為肝脾腫得再大也不會超過腹股溝，從這裏開始，才能摸到肝脾的邊緣。”這樣的上課方式，令王正敏終身不忘，這是上醫的卓越。
在上醫學習的 3年裏，王正敏一直成績優異、名列前茅。除了苦學苦背，在學習方麵他有獨家秘訣：“找關鍵字。一個疾病可能課本上描述了一大段，但是你可以抓它的特點，用一個字概括。這樣下來，一個疾病可能就是幾個字，然後編成口訣。考試的時候，口訣每一個字就像一把鑰匙，開啟記憶庫，再用自己的話書寫，十之八九就答對了。”
1952—1955年間，是他在上醫學習的黃金時期。那時候，抗美援朝剛剛結束，新的運動還未開始，上醫也在顛沛流離、動蕩不安之後，有了難得的寧靜。在學校，王正敏可以經常聽到學校校長、黨委書記的講話；每天晚上，老師常會與同學一起上晚自習，解答白天所沒弄懂的問題。住校的他，熄燈後躺在床上，腦子裏回想著自己編寫的口訣及其提示而得的內容。那些璣珠字句，日複一日，便沉積成他醫學征途裏的堅固基石。
最初，王正敏並沒有想到會成為一名五官科醫生。像其他不少同學一樣，他心裏想做大外科，如腦外科、胸外科。可是，學校既然將他安排入學五官專業後又進入五官科醫院工作，他從無怨言，每天踏踏實實、兢兢業業的工作，從一名不知名的小醫生，經曆成百上千台手術，成為醫院裏的技術骨幹。
王正敏在臨床工作之餘，時常收集、研讀自己感興趣的文獻。其中，瑞士蘇黎世大學 Fisch教授 —顱底外科手術的創始人的幾篇關於耳科學的文章，引起了他極大的興趣。當時國內的耳科學水平與國外高端水平相比，差距很大，有一大片尚未開墾的荒地。極愛探索、挑戰的王正敏，持續關注著國際上耳科學的發展進程，並慢慢萌生轉攻耳科學的想法。機遇總是降臨那些有準備的人。1978年，改革開放初，國家要派一批優秀學生出國留學深造。從未停止過自學的王正敏，順利地通過了全國的統考，於 1980年如願來到了蘇黎世大學，師從顱底外科手術專家 Fisch教授。蘇黎世大學是一所國際著名大學，不僅有國際知名的 Fisch教授，更有在其校史中、在此校獲得博士學位的偉大物理學家 —愛因斯坦與發現 X線的倫琴。對於遠赴歐洲大陸學習醫學的王正敏而言，這裏無疑是他的另一個學習天堂。
初到蘇黎世大學的王正敏，第一次見過 Fisch教授後，並未引起教授的注意，也不被允許上手術台。相反，Fisch教授問王正敏：你學過生理學、病理學嗎？聞此，王正敏心中很不服氣，自忖也是受教育於國內最好的醫學院校，接受正規的高等教育，這些基礎的醫學課程怎會沒有學過？雖然受到如此待遇，初來乍到的王正敏，沒有忘記自己留學的初衷。他每天都會去圖書館看書、學習，結合臨床，開始對耳科學的探索與思考。臨床工作也一絲不苟，上班從不遲到、從不早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