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最大的夢想是當一名職業足球運動員，可是這個夢想差一點在尚未開始形成之前便已經結束了。那一年我剛剛3歲，我的母親和奶奶硬拖著我和我的哥哥弗蘭克又一次來到奧爾斯多夫墓地。她們必須得給我的爺爺羅伯特的墳墓作越冬防寒的準備。當然，對於我和我哥哥來說，這是一件極其無聊的事情。當我的母親開始幹活的時候，我和我的哥哥便開始互相追追打打，不一會兒就打到了一片矮樹林中。我們隨便在墓地的一個地方各自找了一塊合適的墓碑，然後我們騎在上麵玩起了馴服野馬的遊戲。不料我剛一騎到墓碑上開始使勁朝它踢的時候，墓碑便慢慢地向右邊倒了下去。我的哥哥見狀驚恐地大聲喊叫起來。我一下子被壓倒在墓碑下麵，一動也不能動了，就像一個甲殼蟲似的，背著地躺在那裏。我的母親馬上覺察到我們有什麼不對勁。當她看到我被壓在墓碑下麵時，她被嚇得驚慌失措，魂不附體。她跟我的奶奶兩個人根本不可能把那麼重的墓碑抬起來，並且把我給救出來。“你覺得怎麼樣了?”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問我。淚水順著她的麵頰紛紛滾落下來。她完全絕望了。
幸虧這個時候我的父親來了，他是專門到墓地來接我們的。眼前的景象讓他震驚得不得了。對於父親來說，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時刻：看到我這樣一動不動、悄無聲息地躺在地上。我就像一個死人一樣躺在他的麵前。他必須得小心翼翼地向上搬起沉重的墓碑把我給弄出來，然後把我從墓地送往埃彭多夫醫院。我感到極度的疼痛，整個時間我一直在不停地哭著。
在前往醫院的途中，我的父親開足了油門。我的母親完全被嚇糊塗了，她仍然在哭，而父親則一直竭力保持鎮靜。“你們安靜下來，”他一再不停地說，“我們現在還根本不知道這個孩子傷到什麼程度呢。也王許情況並不是那麼糟糕。”
然而診斷的結果讓我的父母親沮喪到了極點：我的一條大腿骨折斷了!我必須得一連好幾周躺在醫院裏，這純粹是一種折磨。我的腿裏被拴進了一顆釘子和各種不同的螺絲釘，然後打上石膏，並被固定在病床上方的架子上。我幾乎一動都不準動，這對於一個隻有3歲半的孩子來說是多麼痛苦啊。為了安慰我，並使我不至於感到太無聊，我的父母親白天都呆在醫院裏陪伴我，可是到了晚上他們必須得回家，這讓我傷心得心都碎了。每當我的父母離開醫院的時候，我每個晚上都會問自己：他們究竟還會不會再來看我呢?我大喊大叫，號啕大哭，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然而這全都無濟於事。在那個時代，醫院一概不準留人陪床，人們甚至都從來沒有聽說過，父母可以留在醫院裏陪孩子過夜這類事情。
到了該取出釘子和拆石膏的時候，醫生把我的父母叫到他那裏，他用一種極其嚴肅的表情對他們解釋說，如果我的腿有朝一日能夠重新恢複一些功能的話，他們應該感到慶幸。他還叮囑說，我在練習走路的時候無論如何都必須要非常小心，另外我還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動作訓練，很可能要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訓練，我才能夠重新像正常人那樣走路。
在聖誕節的前4周，我終於可以出院了。我的母親對我說：“斯特凡，現在我們可以走了，那前麵就是電梯。”她的話剛一落音，我一溜煙就跑到了電梯前。
我的父母親站在那裏，驚訝得目瞪口呆。這實在不可能啊!半個小時之前，醫生還在規勸他們，跟他們解釋說，我必須得慢慢地重新學習走路；而此時此刻我卻像衝刺一樣，就在他們眼皮子底下，全速朝出口奔去。
4：E埃彭多夫醫院，人們早就認識我的父母了，因為這不是我第一次住院。當我還隻有3周大的時候，我也在這裏住過院。我是1968年8月2日來到這個世界的，當時我的體重是3700克。可是後來我越來越瘦，一直瘦到隻有2000克，情況已經變得相當危險了。於是我被插上針頭輸液，進行人工喂養。我的父母親徹底絕望了。當我的母親終於找到機會向一位醫生詢問我的病情的時候，這位醫生對她說：“您的兒子身上攜帶著一種危險的傳染性病毒。我勸您別抱太多的希望，認為斯特凡能夠活下來。我們必須要耐心地等待。”
我在埃彭多夫醫院裏躺了3個星期。我的母親每天都來看我，盡管她還必須得照料我的姐姐克勞迪婭和哥哥弗蘭克。後來我渡過了難關，脫離了危險，我的父母終於又可以帶我一起回家了。漢堡維多利亞足球俱樂部和卡爾一海因茨·魯梅尼格
5歲半的時候，我在漢堡維多利亞俱樂部第一次真正開始踢球。我的父親迪特爾也在這個俱樂部踢過球。他在球隊裏是一個不折不扣地多麵手，從守門員一直踢到前鋒，他樣樣都在行，而且他甚至一直升到了乙級隊；在他那個時代，這是德國球隊的最高級別。為什麼他沒有再繼續他的足球生涯了呢，其中的原因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就已經至少聽說過上百遍了：有一次他躲在廁所裏抽煙，碰巧被教練逮住了，於是他被趕出了球隊。我的爸爸不得不跟著那些候Sb隊員一起踢球。看來被球隊除名在我們家裏是具有某種傳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