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著重地描繪了那些所謂“名士”的虛偽、勢利、打秋風、通關節、苦求功名等醜態。通過描寫他們題名、報錄、參堂、傳臚、趕搶攤、寫投身狀等生動的細節，勾畫出一幅世態群醜圖：欺世盜名的惡棍，附庸風雅的市儈，包攬詞訟的訟棍，招搖撞騙的“俠客”，冒名頂替的“秀才”，以及頭撞號板的周進，聞報發瘋的範進……周進和範進都是熱衷功名，一心借科舉躋身仕途的封建文人。周進屢試不第，棄學經商，路徑省城貢院，“見兩塊號板擺的整整齊齊，不覺眼睛裏一陣酸酸的，長歎一聲，一頭撞在號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醒來後，仍為自己不能進貢院參加考試而號啕痛哭。當有些商人要湊錢給他捐一個監生，以便參加舉人考試時，他竟趴在地上一麵磕頭，一麵謝恩：“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進變驢變馬，也要報銷。”那日夜做著舉人夢的範進，五十四歲上，終於盼來夢寐以求的“報帖”，“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兩手拍了兩下，笑了一聲道：‘噫，好了，我中了！’說著，往後一跤跌倒，牙關咬緊，不省人事。”醒過來以後，跑到“一個廟門口站著，散著頭發，滿臉汙泥，鞋都跑掉了一隻，兀自拍著掌，口裏叫道：‘中了！中了！’”周進與範進，一個撞“號板”，一個哭“報帖”，一個傷心得“不省人事”，一個高興得“不省人事”。兩個“暈倒”的精彩細節，刻畫出了仕途夢幻者的可憐相，狠狠地抨擊了科舉製度對讀書人的愚弄和毒害。
托爾斯泰在《複活》的法庭一章中，寫了幾個執法者的細節：庭長一大早接到情婦的約會信，因此，他希望“早點開庭、早點審完”，“以便騰出時間趕在六點鍾以前，去看望那個紅頭發的女人”。他明知案子屬錯判，也不願去糾正。副檢察長在妓院裏尋歡作樂一夜，開庭前，還不知案情，但他卻抱定這樣的宗旨：“他提起公訴的每一個案子都能得到判罪。”一個法官早晨剛跟妻子吵了架，擔心回家不給飯吃，因此無心審判。另一個法官臉上掛著“聚精會神”的表情，實際是在考慮他的胃黏膜炎能否被新療法治愈……一係列的細節刻畫，把帝俄“公證法律”執行者們昏庸腐敗的醜惡嘴臉，赤裸裸地暴露了出來，從而狠狠地鞭撻了法律的黑暗。
細節的功能絕不是互不聯係的獨立物，而是有著多方麵重合的意義。我們分門別類的進行分析，僅僅是為了敘述的方便。大量的情況是，許多高明的作家，有時隻用一個或數個簡單的細節，就可以描寫出時代的氛圍，人物的性格，同時也推動故事的進行，達到“一石數鳥”的效果。契訶夫的《變色龍》就是這樣一個傑出的例子。構成這篇作品的精髓，不過是“狗咬了人”這樣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本來，弄清是“狗咬人”，還是“人咬狗”，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但到了警官奧楚蔑洛夫手中，判定該處理人，還是該處理狗的唯一依據，卻不是人“惹沒惹狗”，而是狗“是不是將軍家的”。當他認定那狗是平民家的，它不但成了“下賤胚子”，還應該把它“弄死”，它的主人也得“好好教訓”。而一旦得知它確是將軍家的狗，那狗便立刻“名貴”起來，成了“嬌貴的動物”；不但不能處罰，還要派人送到將軍府上去。而那挨狗咬的人，則成了自惹麻煩的“混蛋”。看，“狗是誰家的”這一細節，不但牽著故事曲折地前進，還刻畫出警官對上奴顏婢膝，對下作威作福的幫凶嘴臉。一個精妙的細節，發揮出多麼巨大的能量——小說的批判矛頭，已經觸及到了沙俄的國家機器。
第三節 細節刻畫的要求
一個或幾個成功的細節描寫，固然不能決定一篇作品的成敗，但許多富有表現力的細節的有機配合，卻能保證一篇作品的成功。活生生的典型總是孕育在典型細節的總和裏。沒有細節的具體描繪，便無作品可言。王願堅說道：“我學著寫點小說，有時因一個細節而決定了作品的生命，有時依據一個細節就結構和寫成了一篇小說。在短篇小說的創作勞動中，再沒有比獲得了一個需要的，有特色和有表現力的細節，更令人喜悅的了，也再沒有比搜索枯腸卻找不到那個必要的細節更令人苦惱的了。”（《作家談創作》第420～421頁）作家的經驗之談，揭示了一條重要的藝術規律：細節是作品的血液和氧氣。細節並不“細”。沒有具體細微的細節描寫，作品便無形像可言，就要蒼白，甚至窒息而死。車爾尼雪夫斯基說：“事物的真正意義通常就包括在那些細節裏。”（《生活與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