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的功利，首先表現在對權貴的巴結。1888年，康有為去北京參加鄉試時“遍謁權貴”，以求上書推進變法，結果被北京的保守官僚們拒絕。一方麵，康有為的思想不可能為保守的滿清官僚接受，另一方麵，他的阿諛奉承，“囂張卑蹈”也引起了官僚們的反感。當時的京官們都覺得康有為是“托名西學，希圖利祿”，過度熱中功名。1895年公車上書後，康有為已經是名滿全國的維新領袖，他帶領弟子梁啟超建立強學會，創辦《中外紀聞》，表麵上看，他成功地網羅了一批重要官員，組成強學會的幾乎全是清政府中有改革思想的新權貴，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和直隸總督王文韶各捐了5000兩銀子讚助強學會。但據康有為本人在《康南海自編年譜》中的記敘，他很快就失望地發現，開明官僚如丁日昌，張之洞的讚助不過是想“借以漁利”而已，也就是說，盡管康有為刻意巴結高官，他們卻在各自打自己的小算盤，並非改革的忠實盟友，張之洞後來的翻臉果然也證明了這一點。
因為上海是當時中國最西化，思想最先進的地方，擁有眾多熱情支持變法的紳商富賈。康有為當然也希望得到上海商界的支持。但據啟蒙思想家，廣東籍的上海紳商鄭觀應在一封私人書信中指出，“滬上強學會，南洋士大夫多列名助款，惜辦事者無條理，不允選舉商董協力維持。”商人出了錢卻不能參與管理，豈不等於是冤大頭？康有為雖然提出了很多有利於發展現代經濟的改革建議，但在現實中，卻始終不能擺脫傳統文人的心理，隻知道一味把自己的政治命運和皇帝，官僚連在一起，對商人懷著根深蒂固的輕蔑。他熱中於利用新興的社會階層的經濟力量，但卻全然不顧他們的權益。而當時上海紳商雖然在道義上支持變法，但對康有為個人的評價並不高，對變法的成功也並不樂觀。康廣仁曾經勸兄康有為“專心教育之事，著書，撰報，激勵士民愛國之心，養成多數實用之才，三年後大行改革等法”。
1898年6月16日，康有為在即將接受光緒皇帝召見前，特地麵晤鄭觀應，問：“政治能即變否？”鄭當即指出：“事速則不達，恐於大局有損無益，譬如拇指與尾指交，二，三，四指不扶助能舉重否？”可惜康有為哪願再等三年？當時旁觀者已經看得非常清楚的形勢，康有為卻一定要逆流而上，孤注一擲，其政治頭腦和能力不待後世批評，就已有定論。但是，鄭觀應仍然在變法失敗後努力保護康有為在上海的弟子，並送給避難於澳門的康有為之父一百元。在康有為流亡海外後的1900年，正是上海的紳商發起一係列政治活動，試圖阻止慈禧太後廢光緒帝的陰謀，其中上海工商界領袖經元善還因此被清政府通緝，被迫流亡澳門。立憲運動和共和革命中，也都少不了全國各地工商界人士的身影。看似精通日本明治維新的康有為隻注意日本的體製變革，而忽略了其社會因素，他似乎沒有弄明白，在日本變政成功背後的，正是企業精神的勃興，工商階層的積極支持和參與。康有為麵對中國新興的商業資產階級卻不去爭取，其勢利和缺乏遠見可見一斑。
最初經張之洞介紹後結識康有為的經元善對康有為的印象也並不好。經元善在致康有為的一封複信中說：
“惟采諸輿論，清濁兩途皆有大不滿意於吾公之處。靜觀默察，方知吾公尚少閱曆，且於謙恕慎三字未能真切體驗躬行，又不免偏重好名。夫名乃造物最忌……亟須內省自訟，不必尤人。”
這封信中暗示出這樣的情況，康有為先寫一信給經元善，對維新運動的推動不力大有抱怨不滿之意，經元善則在回信中明確指出康有為的缺點是太急功近利，如果說，十年前康有為在北京的時候，京官們對他的負麵評價可能是守舊者的偏見和誤解，那麼一個支持變革的上海企業家表達完全一樣的看法，就隻能說明這是事實了。而“清濁兩途皆有大不滿意於吾公”點明了康有為當時的真實處境，除了幾個後生晚輩把他奉為“聖人”，搖旗呐喊，在新舊兩麵他都沒有什麼真正的支持者（譚嗣同“衝決網羅”的堅定性和否定皇權專製的徹底性早超過了康有為，最鐵杆的梁啟超後來也一度接近孫中山，差點棄康而去！）康有為的孤立，不能再歸咎於社會的保守，隻能說明他的人品和個性的確存在某種問題。康有為當時已四十歲左右，大名鼎鼎，經元善卻說他“尚少閱曆”，幾近於毫不留情的挖苦。當然，作為文人，驕傲自大甚至希圖名利都在所難免，但此時的康有為也已經不再是一個純粹的文人。作為一個麵對強大的保守勢力，從事政治反對活動的領導人，如果不能以自身的人格力量爭取最大限度的支持，一味浮躁冒進，無異於死路一條。而上海紳商對康有為的活動持觀望態度，也表現了對他的能力和行事方式的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