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康有為所領導的變法和後來的保皇活動持懷疑態度的，還不止上海商人。當年在日本軍校留學的閻錫山讀了康梁編輯的雜誌後曾歎息，“保皇黨豈足以救中國？”後來成為革命黨人和偉大教育家的蔡元培，曾經也是維新派爭取的人物，但是蔡元培當即拒絕了維新派的邀請。羅家倫曾經當麵請教蔡元培當時為何拒絕，蔡元培從容地說了這樣一段話，令羅家倫多年後仍覺“言猶在耳”。
“我認為中國這樣大，積弊這樣深，不在根本上從培養人才著手，他們要想靠下幾道上諭，來從事改革，把這全部腐敗的局麵轉變過來，是不可能的。”
蔡元培何以拒絕變法活動而投身同盟會，康有為為何在上海陷於孤立，上麵這段話中可見端倪。西太後為人手段狠毒，但畢竟勢力很大，而且對改革並非絕對反對，否則洋務運動也搞不起來。曹汝霖留學日本歸來，初入滿清外務部，有一次受到西太後召見，西太後向其詳細了解日本憲法的宗旨，國會的選舉辦法，曹汝霖即逐一申說，並強調立憲的重要。而西太後“對於立憲，似感興趣”，曹汝霖當時的印象是西太後喜歡攬權，但思想並不頑固，隻是缺少關於各國憲政的知識，曹汝霖甚至覺得，假如康梁當年能將變法計劃，直接向西太後祥加說明，消除她以為變法隻救中國，不救大清的錯覺，並讓她不感覺自己大權旁落，未必不能得太後同意，“惜乎當時維新諸君子，求進之心太切”。
梁啟超對待光緒皇帝的態度就給人以輕率和不負責任的感覺，一方麵，梁啟超並不像康有為那樣真心擁戴光緒，而且光緒也不過給了他一個六品的官位，據說是因為在受召見時梁啟超的廣東口音太重，光緒聽不大懂，影響了交流。另一方麵，由於維新派事實上卷入了清廷內部的帝黨與後黨之爭，梁啟超又出於宣傳的目的必須拚命吹捧光緒為“聖主”，“未來的總統”，同時竭力咒罵慈禧，榮祿等人，其結果是更加激起清廷內部保守派的疑懼，直接導致了慈禧欲廢帝的意圖和一場政治危機。當時就有人致書梁啟超，勸他不要再捧光緒，越捧他越會死得快。而作為變法最有力的支持者，被康梁“視若帝天”的光緒本人究竟能力如何？翁同和的日記中曾記載，幼年光緒膽小怯懦，成年後的性情，有一段軼事可證。有一天，“童心猶甚”的光緒皇帝突然將管理清宮中安裝電燈的“電燈委員”召入，要求立刻安裝電話，委員對稱：此物都中不全，應在外洋購辦。光緒大怒，斥令一日內尋到，否則掌嘴。最後是由一名原在太後身邊的老太監跪地力阻，並搬出西太後警告，光緒才作罷。當時一位熟悉內廷的官員在致盛宣懷的信中說，“且聞當今（光緒）性情急躁，喜怒無常，雷霆雨露，均無一定……借此可知老太太之嚴待非無固也……當今之難以有為，實可憂也。”康有為的風格和光緒的脾氣可謂半斤八兩，所以惺惺相惜，但在旁人眼中，一個是“童心猶甚”，一個是“尚少閱曆”，但其實又都老大不小了，國家政治豈能靠這樣的人來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