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段話是呂不韋對人才重要性的高度概括。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高度重視人才，並把人才看成治國之根本。呂不韋時代，群雄兼並，武力爭強，在殘酷的競爭中，人才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更加凸現出來。
呂不韋以政治家的眼光，總結曆史經驗教訓，把得賢人與得天下直接聯係起來，從國家興亡的高度提出尚賢的重要性，認為：“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得地千裏，不若得一聖人。舜得皋陶而舜受之，湯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夫得聖人，豈有裏數哉？”（《呂氏春秋·讚能》）並要求國家的統治者，要把尚賢作為基本國策，始終把重視人才放在治國為政的首位，而且在治國中推行了一整套尚賢的政策，呂不韋的這些觀點和做法，顯然要比以前和同時代的政治家高明得多。
察賢：正確識別人才
正確識別和考察人才，是重視和任用人才的基礎。《呂氏春秋·正名》講了這樣—件事：尹文拜見齊王，齊王對尹文說：“寡人非常喜歡士，齊國卻沒有士，怎麼辦？”尹文聽後問：“什麼是士？”齊王卻沒有答上來。尹文說：“有一個人孝敬父母，忠於君主，誠實守信，敬愛兄長，有這四種品德可以叫士嗎？”齊王答：“對，這就是我所希望得到的士。”尹文又說：“假如這人在廣眾之中受到莫大侮辱卻不反抗，你還用他為臣嗎？”齊王說：“不！士受辱不爭鬥，這是恥辱，這樣的人怎麼能做臣子！”尹文接著說：“即使受辱不爭，但他並沒有喪失那四種品德，也就是沒有喪失士的根據，而你—會說用他為臣，—會又說不用，這是何道理？”齊王無話可答。在這裏，呂不韋是要說明識別和考察人才是有客觀標準的。
正確識別和考察人才的標準是什麼？《呂氏春秋》從不同角度作了闡述：
首先，使用了許多類似的概念，如聖、賢、士、能等，從這些概念看，這些“賢人”都是治國需要的品德高尚的能人，也就是德才兼備的人。
其次，《呂氏春秋·遇合》指出：“凡舉人之本，太上以誌，其次以事，其次以功。三者弗能，國必殘亡。”呂不韋將誌向、做事、功勞三者作為舉人之本，這個標準把德才兼備具體化了，延伸到做事的能力和政績等。
再次，《呂氏春秋·論人》明確地提出了“八觀六驗”和“六戚四隱”的內觀和外觀標準。所謂“八觀六驗”，就是“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持，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誌，”他又說：“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裏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偽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汗無之而非是。此聖王之所以知人也”（《呂氏春秋·論人》）。
綜觀這三個方麵的論述，第一個是綜合的理性標準，核心即德才兼備。第二個是理性標準的具體化，側重於標準的具體操作。第三個是從內、外不同方麵識別考察人才，側重於方法論。應該說，這三個方麵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標準體係，提出按照這一標準體係識別考察人才，這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的確是難能可貴的。
舉賢：公正地選拔人才
在正確識別的基礎上，如何選拔人才？呂不韋的態度很明確，就是“公正”二字。
“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嚐試觀於上誌，有得天下者眾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呂氏春秋·貴公》）。呂不韋認為，沒有公正的胸懷，真正的人才是舉不出來的。
他講了齊桓公的例子：齊桓公想用鮑叔牙為相，鮑叔牙對他說：“我不如管仲，你如果想成就霸業，就請把管仲救出來，任他為相。”當時，管仲被囚禁在魯國。齊桓公說：“管仲是殺我的凶手，我恨不得殺了他，怎麼能用他！”鮑叔牙說：“管仲是為自己的君主射殺人，你如果任他為臣，他也會為你射殺別人。”齊桓公不答應，鮑叔牙堅辭不受。最後，齊桓公還是從大局出發，聽從了鮑叔牙的建議，把管仲救了出來，並任為相國，結果，齊國大治，很快成為春秋霸主。應該說，鮑叔牙與管仲可謂至交，管仲為囚時，鮑叔牙舍身相救並薦為相，但當管仲病重，齊桓公讓他推薦相時，管仲沒有因私情推薦鮑叔牙，而向齊桓公推薦了隰朋。齊桓公行公道而不記私怨，起用管仲，使自己成了五霸之首，但在管仲死後，齊桓公沒有堅持公正用人的原則，而是徇私情任用了阿諛之人豎刁，最後以致死無葬身之地。齊桓公的經曆是發人深省的。為此，他主張舉賢要“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
“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呂氏春秋·去私》）。呂不韋還引用晉國的一段人才佳話為例：晉平公要選拔縣令，問祁黃羊：“誰可以做南陽縣令？”祁黃羊答：“解狐可以”。晉平公說：“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嗎？”祁黃羊答：“你問的是誰能做縣令，不是問我的仇人。”平公又問：“國家沒有尉官，誰可擔當？”祁黃羊答：“午可以。”平公說：“午不是你的兒子嗎？”祁黃羊回答：“你問的是誰可擔當尉官，沒問我的兒子。”孔子聽到此事後，感慨地說：“祁黃羊可謂公矣！”（《呂氏春秋·去私》）呂不韋讚賞祁黃羊，倡導要公正無私地選拔人才，把那些選拔人的人比做“庖人”，指出選拔人的人以權謀私，如同“庖人”做飯時偷嘴一樣，這樣的“庖人”是不能為“庖”的。
任賢：量才任用人才
如何任用人才？呂不韋主張量才任用，用其所長。《呂氏春秋》認為：“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即便是堯舜禹湯這樣的人物也概莫能外，呂不韋在讚同孔子主張的“無求備於一人”（《論語》）的基礎上更加強調：“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之謀，五伯以奪之事。”隻要有一點長處，就可以為我所用。“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疵，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故擇務而貴取一也”。
《呂氏春秋》還講了寧戚的故事，寧戚想向齊王謀取官職，因處境艱難，隻好給商人趕著車子到了齊國，當他看到齊王時，敲著牛角唱起商歌，齊王見他不俗，就召見了他，寧戚就發表了治理國家的建議，齊王聽後很高興，準備任用他，結果，大臣反對，認為寧戚不是本國人，對他的情況不了解，不如了解後再用。齊王堅定地說：“你們不就是擔心他有小毛病嗎？因為小毛病忘了大優點，這是君主失掉天下人才的原因啊！”
“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呂不韋認為用人應當“假人之長補其短”，他還形象地打了一個比喻，一個人讓一隻能捕獐麋豕鹿的好狗去執行貓的任務，捕鼠，還用夾子夾住這條狗的後腿，這就使狗抑其長而用其短，結果自然是無所適從，很難有所作為的。他認為隻要用人所長，眾人才能為其用，才能把大多數人的聰明才智發揮出來。“凡君之所以立，出乎眾也。立已定而舍其眾，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聞安居。故以眾勇無畏乎孟賁矣，以眾力無畏乎烏獲矣，以眾視無畏乎離婁矣，以眾知無畏乎堯舜矣，此君人之大寶也”（《呂氏春秋·用眾》）。
禮賢：尊重愛護人才
任用人才，人盡其才，還必須“禮賢下士”，必須創造良好的人才環境，《呂氏春秋》就此作了許多論述。
首先要禮賢下士，尊重人才。“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為徒，此文王之所以王也”（《呂氏春秋·報更》），為此，呂不韋專門寫了《下賢》一章，他認為，君主應該對人才禮賢下士，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人才就會敬而遠之。
“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因此，賢明的君主應該“士雖驕之，而己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呂氏春秋·下賢》），這些是說統治者要有尊重人才的胸襟，並且在全社會形成尊重人才的社會環境。呂不韋強調：“君子猶鳥也，駭則舉”。沒有良好的環境，人才就留不住。要吸引和留住人才，就必須創造尊重人才的社會環境。
其次要認真對待賢人的意見。“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極卑極賤，極遠極勞”（《呂氏春秋·求人》）。“昔者禹一沐三捉發，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呂氏春秋·謹聽》），這是說統治者要虛心聽取賢人的意見，善於發揮人才的作用。同時，還要知道賢人的心情，“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國君要與賢人保持密切的關係，及時了解賢人的心聲，還要注意多學習有關知識，拉近與賢人的距離。
再次要關心愛護人才，保護人才的利益。“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大害也；救之，義也。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士得矣”（《呂氏春秋·愛士》，呂不韋要求統治者要給賢者提供“食”、“車”、“財”等條件也就是注意解決人才工作和生活中的實際問題。
聚賢：用高尚的品德凝聚人才
以高尚的品德聚人，這是《呂氏春秋》的基本觀點。呂不韋認為，“今有千裏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譬之若袍之與鼓。夫士亦有千裏，高節死義，此士之千裏也。能使士待千裏者，其惟賢者也”（《呂氏春秋·知士》），用人才者和人才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大凡賢人，都願意與賢人在一起。他打了一個比方：“譬如登山，已經登得很高了，向左右看，巍峨的高山還在上邊，賢人同人相處，情況與此相同，所以周公旦說，不及我的人，我不跟他相處，這是拖累我的人；同我相同的人，我不跟他相處，這是對我沒什麼裨益的人，我隻跟賢明超過我的人相處。”
自古以來，鳳凰擇枝而棲，人才擇主而事。領導沒有聚才的品德，人才就不會趨之。呂不韋認為，欲聚賢者必賢也，國君必須首先勤政為民，“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為務故也。人主有能以民為務者，則天下歸之矣”。也就是大政方針必須正確，必須合乎民心，這是聚人的根本。同時，要有高尚的人格品德，“善為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德後也。水泉深則魚鱉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呂氏春秋·功名》）。
呂不韋專門寫了《上德》篇，論述君王必須以德聚人。“上德”就是崇尚道德，君王自身道德修養高尚，講誠信，“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他還說了宋國人的例子，宋國有個趕車的人，他的馬不肯前進，他就把馬殺死，重新換馬趕路，他的馬還是不肯前進，他又把馬殺死了，這樣反複幾次，結果，還是不能前進。呂不韋認為，宋國人隻學到了用懲罰的辦法樹立自己的威嚴，不懂駕車的真正本領，隻知懲罰不尚道德的國君，和這宋國人沒什麼兩樣。他認為國君高尚的人格品德，就如同在黑夜裏舉起明亮的火把，火光越明亮，天下的賢士就會像蟬奔赴火光一樣歸附。
“八觀六驗”與“六戚四隱”
《呂氏春秋》中《論人》一篇介紹如何辨認一個人“情偽、貪鄙、美惡”的方法：“外則用八觀六驗”、“內則用六戚四隱”。
八觀：根據人所處位置來識別人。
通則觀其所禮：顯貴之時看其所行的賓禮。即有地位時看是否趾高氣揚，蠻橫無禮。
貴則觀其所進：任要職之時看其推薦什麼樣的人。
富則觀其所養：富裕之時看其所養的門客賓客。即富足之後他結交什麼樣的人。
聽則觀其所行：即聽他所言之後看他做不做，如何做。
止則觀其所好：即看他業餘時間追求崇尚什麼。
習則觀其所言：習是“親信”的意思。當他身處領導身邊，有一定的發言權時看他出好主意還是壞主意。
窮則觀其所不受：即窮困之時看其是否不受非分之財。
賤則觀其所不為：貧賤時看其是否不為非義之事，盡管地位低下，決不做有損國格人格之事，堂堂正正，擲地有聲。
六驗：依據人的情感來認識人。
喜之以驗其守：使之“得意”看其是否“忘形”。
樂之以驗其僻：使之高興看其是否不變操守，是否邪僻不正。
怒之以驗其節：使之發怒，看其是否能自我約束；
懼之以驗其持：使之恐懼，看其是否意誌堅定，不變信念。哀之以驗其人：使之失敗，看其是否自製、自強；
苦之以驗其誌：使其處於艱苦環境，看其是否有大誌。
六戚：指“父、母、兄弟、妻子”，他們代表了人的家庭關係。觀察他的家庭關係是否和睦，家庭關係處理不好的人也難以處理好社會關係。
四隱：“交友、故舊、邑裏、門郭”，這些代表了人的社會聯係。觀察他交什麼樣的朋友，和鄰裏關係相處得怎樣。
呂不韋招納天下人才為門客，讓他們為自己的榮華富貴出力之外，還組織他們做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編書。那麼，為什麼如日中天的呂不韋會耗費如此多的人力物力，做一件看似麵子工程的修書工作呢？他的真實用意又在哪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