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的養士，形成了以“四公子”——齊國的孟嚐君田文、魏國的信陵君魏無忌、趙國的平原君趙勝、楚國的春申君黃歇為代表的人才中心，大量的人才迅速地聚集起來。據史書記載，“四公子”門下的食客都超過三千人。孟嚐君的封地是擁有萬戶以上人口的薛邑，但他在薛邑一年的收入還不足以供養門客。
秦昭襄王稱讚孟嚐君善於結交各種人才，說：“孟君門下，如通物之市，無物不有。”平原君門下也人才濟濟，“文武備具”，他曾自誇：一旦有事，“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信陵君手下的門客甚至可以潛伏在趙王的身邊，他所得到的信息甚至比他的國君魏安釐王還快、還準確。人才的大量集中，形成了強大的社會力量，信陵君“仁而下士”，使得周圍數千裏的遊士“爭往歸之”，“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其他三位公子，對社會產生的威懾力也大致相同。
司馬遷一語中的，道出了“四公子”的真實意圖。天下哪有免費的午餐？四公子並非富可敵國，甚至還有孟嚐君那樣“邑人不足以奉客”的緊張局麵，把門客養得肥頭大耳就為了博取幾句廉價的讚譽嗎？顯然不是。他們無法擺脫權力的漩渦，爭來賭去，還是為了“持權”，甚至是篡國。
春申君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惜將剛剛寵幸並懷有身孕的姬妾李氏送到楚王床上。信陵君想要調動軍隊，不得不把後門走到魏王的小老婆如姬身上……這種不擇手段的冒險，莫如說是一項高回報的投資。《史記》中常有以某公子故、鄰國相傾、不敢加兵的說法，還用問？翻雲覆雨的角色正是那些公子夢寐以求的，他們希望成為主宰戰爭、壟斷特權的政壇大鱷。
春申君的門客朱英講得更露骨：“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這就足夠令有頭腦的君主感到寢食不安了：國家安危還要看幾位公子的臉色，幹脆把朝廷解散讓公子及其門客們取代算了。其實，從這些公子用心良苦、網羅門客那天起，就等於向天下昭告了自己的政治企圖。公子們的實力越強大，他們個人的悲劇命運就來得越迅速、越深刻。大禍臨頭，即使再狡猾的韜養之術也挽救不了，那種把戲至多是貪生怕死的“馬後炮”。
蓄養門客號稱招賢納士，惜乎不能算做“政府行為”，而隻屬於個人行為，這與後世的朋黨之爭一脈相承。孔子崇尚“不周不比”，而政治卻不遵循常規的道德標準，這種東西本來就有謀於密室、工於心計的陰暗特征。倘若真的“不周不比”，你依靠誰、利用誰？雖說“養士”勉強算半官半私，但是這個被雇傭的階層仍然帶有明顯的“黑社會”性質——它是一個以物質待遇為前提、以雇主利益為目的、以個人崇拜為約束的“臨時智囊”和“私家敢死隊”，這支參差不齊的“雜牌軍”屬於“半個江湖”，具有某種陰森的力量。更多時候，這支陰森的力量是為了“窩裏鬥”。
養士，太平年代比戰亂時期更值得警惕。
的確，政治上的禮賢下士多少都有作秀的成分；繈褓裏的君王如何“仁、義、禮、智、信”，總歸不能剔除表演的性質。《隋書》記載隋煬帝當藩王的時候，“矯情飾行，以釣虛名，陰有奪宗之計”，直至糊弄得皆大歡喜。“大臣用事者，傾心與交”，“婢仆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結果，楊廣即位之後，還不是曆史上數一數二的大暴君？
當然，共患難不易；而同富貴較之更難千百倍。兵臨城下與馬放南山時，君主決不可能是相同的表情。周文王訪薑尚也好，劉備摔孩子也好，還不是一己之私鬧的？孟嚐君“邑人不足以奉客”，憑什麼咬牙還愣充“大肚漢”？他犯得著像孝敬親爹一樣奉養那群大呼小叫的門客嗎？政治家的高明就在於掌握火候，知道你喜歡什麼，知道你擅長什麼，知道什麼時候你會感激涕零、心甘情願地把腦袋紮進褲腰帶裏替他去賣命。
身為“大梁夷門監者”的隱士侯贏已經是七十歲的老頭子了，他對信陵君的“仁而下士”掛著大大的問號，他態度冷漠地考驗著對方的耐心，又坐公子駕禦的車，又參加賓客滿堂的宴會，觀察了半天，信陵君始終是“顏色愈和”、“色終不變”，最終，侯贏相信了自己那雙老眼，死心塌地地替這位人生知己謀劃，直到“北鄉自剄”，自願送了老命。
“養士”看似周瑜打黃蓋，實則起哄群毆打太平拳的多。俗謂：“有酒有肉皆兄弟，患難何曾見一人？”趨炎附勢、攀龍附鳳就這麼殘酷，現世現報，概不賒欠。“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這句話，百試不爽。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講得更赤裸，廉頗倒黴的時候，一窩蜂來的門客轉眼就一窩蜂地跑了。後來，廉頗東山再起，這幫家夥又來投奔，主人毫不客氣地往外轟，門客咂著舌頭說：“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說得不錯，這是“主與客”都不能無視的前提。你一沒權勢，二無錢財，門客還陪著殉葬不成嗎？
那麼，四公子號稱超過三千的門客究竟是什麼貨色，公子們比誰都清楚，這些人是他們棋盤上的車、馬、炮，可以衝鋒陷陣，也可以在頃刻之間樹倒猢猻散。孟嚐君的升沉給了門下那些勢力小人提供了充足的表演空間：
“自齊王毀廢孟嚐君，諸客皆去……孟嚐君太息歎曰：‘客見文（孟嚐君）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客亦有何麵目複見文乎？如複見文者，必唾其麵而大辱之。’”
話雖如此，孟嚐君還是樂於走回頭路。門客們惡毒地撂過挑子，也巧妙地救過他的命，這種好處，臨時抱佛腳絕對收買不來。司馬遷創造了許多條成語，“雞鳴狗盜”便是其中之一，這則典故在生死關頭幫過孟嚐君的大忙，王安石說：“孟嚐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漢書·遊俠傳》也點名說春秋四公子的風涼話：“（四公子）皆借王公之勢，競為遊俠。雞鳴狗盜，無所不賓。”難怪被人瞧不起，公子的門客們的確采取了偷偷摸摸、賊眉鼠眼的行為方式，《史記》的記載近乎滑稽劇：
“（秦昭襄王）囚孟嚐君，謀欲殺之。孟嚐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嚐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嚐君患之，遍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臧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嚐君。孟嚐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穀關。秦昭襄王後悔出孟嚐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嚐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嚐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齊鳴，遂發傳出。”
兩次都是“下流”的門客出手搭救，看來，客無主次，各有專攻，雕蟲小技也有化腐朽為神奇的功效。在曆史上標名掛號的“門客”很多，如孟嚐君門下的馮煖、信陵君門下的侯贏、平原君門下的毛遂、春申君門下的朱英……細想起來，他們同雞鳴狗盜之徒並無本質區別。太平時期，這群構成複雜的“死士”不管本領如何，也是橫挑鼻子豎挑眼，非常難伺候，以至於東家不得不曲意逢迎、忍疼割愛。身負賢名的公子們不可輕易犯錯誤，他們比常人更小心翼翼、更扭扭捏捏、更深藏不露。
戰國四公子的大量養士，使得遊俠有了集結的場所。這一點史書上雖無專門的記載，但也可尋見其端倪。秦圍邯鄲，趙王派平原君突圍去楚國求救，臨行時，平原君挑選“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同行。後解圍時，又“得敢死之士三千人”，說明平原君的門下聚集了不少俠士。信陵君曾“從博徒賣漿者遊”，孟嚐君門下有“雞鳴狗盜之徒”，那麼下層社會的俠士也有不少集合在四公子的門下。所以韓非子稱養士之風中存在“養遊俠私劍之屬”的現象，所謂“俠奸六萬，門客三千”，且認為由於他們的大量集結已威脅到最高統治者的統治。
以“四公子”為代表的戰國權貴為人才方麵激烈競爭的形勢所迫，在網羅人才上遵循了一些難能可貴的行為準則。
一是“知人得士”。戰國時代的遊士對於養士的權貴期望值甚高，不但要求他們能給予自己很高的物質待遇，而且要求權貴們能懂得人才，善於使用人才。
信陵君在魏國偷盜兵符領兵解了趙國邯鄲之圍後，便留在了趙國。他聽說趙國有兩個出色的人才：一為毛公，藏身於賭徒之中；一為薛公，埋名於酒肆之內。信陵君幾次想見他們，兩人都躲了起來，不肯相見。信陵君打聽到他們的存身之處，就悄悄地走到那兒與兩人交遊，相互間處得十分融洽。平原君聽說後對妻子說：“我聽說你弟弟信陵君天下無雙。現在看來隻是個糊塗蟲，隻知道和賭徒、賣酒的混在一起。”信陵君從姐姐那兒知道了平原君的議論，感歎道：“平原君的養士原來隻是貴公子的豪舉，並不是真正為了尋找人才。”平原君連忙道歉。即使如此，不但天下之士，就是平原君的門客，也都投奔信陵君門下。
在遊士們看來，權貴者不了解自己，不懂得識別人才、使用人才，是不能容忍的錯誤。這就逼迫權貴者開拓人才的信息，提高識別人才的能力。因此許多隱姓埋名於民間的人才，如彈鋏長歌的馮煖、勇於自薦的毛遂都被主人重用，充分發揮出自己的才幹。一些生活在民間的遊俠，如荊軻、聶政，都是被權貴們一再邀請，委以重任，才幹出一番驚天動人的事業的。
二是“不分貴賤，一與人等”。也就是說，門客受尊重的程度是由自己的才能所決定的，與身份的貴賤無關；而作為養士的權貴者須“仁而下士”，不能“以其富貴驕士”。正因為如此，信陵君為了結交身為看門者的隱士侯贏，居然在鬧市中和顏悅色地牽著韁繩，站在一旁，等待侯贏和別人談話完畢，才請他上車迎到家中。燕太子丹通過“節俠”田光的介紹才得以見到身為平民的荊軻。見麵時，太子丹“再拜而跪，膝行流涕”，以後“日造門下”，想盡方法來“順適其意”。
這樣一種風氣，使得多數埋名隱姓於民間的名士有了被重新發現的機會。在門客中，人與人的相對平等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文化圈。這顯然與由遊士大量集中所形成的特殊文化氛圍，以及戰國時代“士議之不可辱者，大之也”這樣一種新的價值觀所喚醒的遊士個人意識的自覺是分不開的。任何人隻要能進入這一文化圈，那麼至少在人格上都是獨立的，都能因自己的才識和武藝而受到尊重。
中國古代社會自有確切的曆史記載起，“貴賤尊卑”等級有序的觀念便占統治地位。長達數千年的古代社會，隻有極少數時期，並在極特殊的社會文化環境下，人際關係才有相對平等的可能。戰國的養士製度就是這樣一種獨特的社會文化環境。在這種社會文化環境中，個人人格上獨立的要求得到鼓勵和尊重。
隻有在戰國時代，身為“屠客”的勇士朱亥可以對魏王的弟弟信陵君的數次邀請不予理睬；作為平民，荊軻可以因為燕太子丹催促他啟程赴秦而大發雷霆，甚至當麵怒叱：“何太子之遣？”戰國的遊俠便是在這樣一種文化氛圍中存在並發展起來的，人格的自尊顯得特別強烈和敏感。
當然，作為進入這種超越尊卑級差地位的文化圈的前提，門客自身必須具有過人的才識和武藝，因此遊俠對於自己的學識武藝都砥礪求精。《史記》說荊軻“好讀書擊劍”，曾特地去榆次與著名劍客蓋聶論劍。然而，荊柯刺秦王不成被殺後，與荊軻交過手的另一遊俠魯句踐還批評荊軻不精於“刺劍之術”。這種對膽識和武藝的嚴格要求和刻苦練武的習氣，後來作為傳統一直被中國曆代的武俠所繼承。
三是“合則留，不合則去”。戰國的遊士絕無忠於一國一姓的狹隘觀念，他們有很大的選擇權，可以流動到適合自己發揮才能的地方去。即如“四公子”這樣的權貴，在各方麵，包括個人道德修養方麵都必須格外小心謹慎，才能招徠人才，平原君的一個美人在樓上見有個跛者打水，不禁哈哈大笑。那個跛者找到平原君要得美人之頭。平原君不肯以一笑之故殺美人，門客離去者過半。手下有人告訴大惑不解的平原君，不要因“愛色賤士”而失去人心。
於是，平原君隻得砍下那個美人的頭顱，親自到跛者家中道歉。如此，遊士才漸漸返回。由於激烈的人才競爭，需要權勢者養士時有相當的肚量。孟嚐君的一個門客與孟嚐君的夫人相愛。盂嚐君知道後，認為“睹貌而相悅者，人之情也”，不但沒殺門客，反而委以重任。後來那位門客出使衛國，冒死阻止了衛君約天下之兵攻打齊國的打算。齊國人因此稱讚孟嚐君能“轉禍為功”。用人者如此寬容的態度，為遊士們提供了相對自由的活動空間，遊俠便是在這樣的“小環境”中迅速發展和成熟起來的。
知人善任：呂不韋的人才觀
呂不韋廣招門客，並不是來者不拒、壯大門麵，而是有他的取舍標準。正是因為他招納了很多的賢才，才為秦國儲備了一批能夠出將人相的人才，為秦國最終消滅六國、一統天下奠定了人才基礎。他為相12年，提出和推行了一整套有利於富國強兵的理論和政策，為實現秦並六國、一統天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在用人方麵提出的理論和政策，不僅為秦吸引了大批優秀人才，而且對後世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尚賢：高度重視人才
呂不韋的人才理論，集中體現在《呂氏春秋》一書中。作為傑出的政治家，呂不韋深諳“尚賢為政之本”（《墨子》）的道理，作為一國之相，更深知人才對治國的重要性。
“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呂氏春秋·求人》）。
“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從於城，城從於民，民從於賢。故賢主得賢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呂氏春秋·先識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