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身處高位的當權者要保護自己的權力與地位不會旁落，會采取幾個主要手段：成立同盟，通過聯姻鞏固聯盟；網羅黨羽，使當朝大臣盡為已用；虛心養士，靠四方人才為自己出謀劃策。而呂不韋采取的鞏固權位之法，就是養土。
眼光放長遠：養士就是養家
異人去世之後，呂不韋大權獨攬，以丞相的身份主宰秦國朝政。作為一個敏銳的商人兼政治家，呂不韋意識到，現在的小國王終究會長大，所以隻有培養一批忠於自己的門客，讓他們為自己盡心盡力，才能保證自己的長遠利益。
在呂不韋眼中，養士固然要花費錢財，但比起一朝失勢人財兩空，不如將自己的利潤拿出一部分，用來長期供養自己的幕僚和死士。
從這一點看來，呂不韋的思路，和經濟學的“剩餘價值”理論十分接近。
嬴政即位之時才十三歲，秦國大權遂落人丞相呂不韋之手。呂不韋盡情地收獲著自己的風險投資所帶來的巨大利潤。在秦國，呂不韋可謂呼風喚雨，一言九鼎。
秉秦之強，呂不韋繼續推行“遠交近攻”的戰略，一點一點地擴大秦國的實力，一步一步地蠶食周邊國家的領土，為秦王政最後統一六國進行奠基。
就在秦王政即位的第一年，呂不韋派大將蒙驁進攻趙國，攻取趙國的榆次（即今山西榆次）、狼孟（今山西陽曲）、新城（今山西朔州）等三十七座城市。複派大將討伐韓國，攻占上黨，在那裏設太原郡。不久，秦軍又攻取晉陽。
秦王政三年，呂不韋派蒙驁伐魏，攻取魏國十幾個城市。秦王政五年，蒙驁再度大舉伐魏，一氣攻取魏國二十多座城市，建東郡。從此，秦國的國土大大東擴，競與齊國接壤。
秦王政六年，在秦國咄咄逼人的兵鋒之下，趙、魏、韓、楚、燕五國惶惶不可終日。趙國認為隻有六國聯合，才能抵禦秦國。在趙國的努力下，趙、魏、韓、楚、燕乃相互聯合，組織了戰國時代最後一次“合縱”抗秦的行動。隻有齊國，自以為是東方大國，且離秦國尚遠，一直與秦國“和睦相處”，沒有參加這次“合縱”行動。
五國各出精兵，多者四五萬，少者二三萬，推舉楚國的春申君黃歇為上將，分兵五路，直攻秦國的渭水南部地區。商人出身的呂不韋，此時想向朝野上下顯示一下，他不僅會經商，也有不凡的軍事才能。他先令將軍蒙驁、王翦、李信、內史騰各率五萬兵馬分迎五國之兵，他自己則親任大將，統帥王將軍之部隊，戰前，王翦向呂不韋獻計說：“趙、魏、韓三國多次與秦交戰，有些經驗，而楚國在南方，遠道而來，自從張儀死後，已經多年不與秦國交戰了。若選五營之精銳全力攻楚，楚軍必定力不能支。楚軍一敗，其餘四國則會望風而潰。”
在五國之中，楚國力量最強，所以楚軍統帥黃歇才被推舉為五國“合縱”部隊的總指揮。王翦此計，實是主張“擒賊先擒王”。主帥所在的軍隊一垮，其餘各軍則不戰自潰。呂不韋采納了王翦的建議。不料此計謀為黃歇所探知，黃歇大驚，不用秦軍來攻，自己便率楚軍連夜奔逃五十餘裏。趙國的將領得知楚軍不戰而退，歎道：“合縱之事，今後休矣！”
既然作為縱約長的楚國已經退兵，其餘四國也都作鳥獸散。列國最後一次“合縱”行動，至此草草收場。呂不韋瓦解五國“合縱”之後，秦國在列國中已經成為一強獨大，已經沒有什麼力量能夠有效製約秦國的攻伐擴張，秦國統一六國隻是時間問題了。
當時，各國的權貴為了增強自己的實力，憑借封地，大興“養士”之風，實際是紛紛組織自己的“智囊團”。“戰國四公子”便以養士名聞天下。《史記》載：齊國孟嚐君“食客數千人”，趙國平原君“賓客蓋至者數千人”，魏國信陵君“食客三千人”，楚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於是乎，後人便認為他們是愛惜人才的模範，被傳為千古美談。
四公子的初衷是不錯的，通過“養士”收羅天下人才，增強自己的實力，贏得禮賢下士的好名聲。可惜的是，他們對於投奔自己的人，無論賢愚尊卑有才無才，一律來者不拒。如此看來，與其說他們是在收羅人才，不如說他們是在開設慈善機構。事實也說明，他們收羅的“人才”不過是群烏合之眾，就連孟嚐君手下的馮煖、平原君手下的毛遂，也並無多大建樹。當然，這兩人在四公子的萬餘門客當中算是出類拔萃的了。
孟嚐君失勢後，其門客包括那些雞鳴狗盜之徒紛紛棄之而去，孟嚐君不由長歎道：“文（孟嚐君名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可見當時孟嚐君處境的尷尬與無奈。
其他三公子的“客”也好不到哪裏去，最慘的是春申君，竟被其門客李園所殺，這真是莫大的諷刺！
王安石有篇不足一百字的短文《讀孟嚐君傳》，文章一針見血地指出：“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你若視宵小之輩為“人才”，那麼真正的人才是不會為你所用的。這就是東漢文學家趙壹所說的“邪夫顯進，直士幽藏”。
一個國家也好，一個地區也好，一個單位也好，邪夫顯進之日，即直士幽藏之時，概莫能外。可見，光有愛才之心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慧眼識才。
眼見“戰國四公子”以養士名聞諸侯，出盡了風頭，作為超級強國的秦國丞相，呂不韋也眼紅了。反正他現在有的是錢，光家裏的童仆就上萬人，養幾千個“士”，是毫無問題的。最重要的是，呂不韋想通過“養士”，培植自己的“智囊團”和人才庫，以增強自己的政治實力，《呂氏春秋》裏有這麼一句話：“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不肖者以財。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得地千裏，不若得一聖人。”呂不韋認識到，無論賢與不肖，來者不拒是不行的，隻有識才，才能愛才。作為一個政治家，需要各方麵的人才。所以，他既注重他的“人才庫”的量，也注重“質”。
《史記·呂不韋列傳》載：“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嚐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不僅在養士的數量上不讓“戰國四公子”，呂不韋收攬的門客的質量也是不錯的，總體質量也在“戰國四公子”的門客之上。在呂不韋的門客中，出了個李斯。此人後來擔任秦國丞相，協助秦始皇統一天下，功不可沒。
呂不韋還組織門客撰寫了一部巨著，“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日《呂氏春秋》”。洋洋二十餘萬言，這在當時是一部大書了。書成後，呂不韋令在鹹陽市門公布，“懸千金其上”，聲明若有哪一個人能增加或減少一個字，當場獎勵千金。
此舉一方麵說明，呂不韋與他的門客們對這部書都非常自信，一方麵也說明參與著書的呂不韋的門客們也都具備很高的思想水平和文字水平。
秦王政十年，呂不韋被罷免後，“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史記·呂不韋列傳》）呂不韋自殺後，他的門客竟有一千多人前來吊喪，並偷偷地將呂不韋埋葬於洛陽北芒山下。
由此可見，呂不韋的門客，無論才與德，比孟嚐君之流的門客強多了。組建自己的“智囊團”和“人才庫”，對於從政也好，對於經商也好，無疑都有巨大的益處。
呂不韋和“戰國四公子”憑借雄厚的經濟實力招攬人才的做法，給了後世的政治家和富商巨賈以深刻的啟發。清朝的“紅頂商人”胡雪岩將這個做法總結為八個字：“以財買才，以財攬才。”
當年馮煖投奔孟嚐君田文之時，見孟嚐君供給他的飯很簡單，連魚都沒有，便彈著他的劍唱道：“長鋏歸來兮，食無魚！”
孟嚐君得知後，令廚房每餐供給馮煖魚吃。過了幾天，孟嚐君問別人：那個姓馮的滿意了嗎？那人報告說：馮先生還是彈著劍唱歌，隻是歌詞變了，唱的是“長鋏歸來兮，出無輿！”
“長鋏歸來兮，出無輿”的意思是：長長的寶劍啊，我們還是回去吧。在這裏，出門連車都沒有！
孟嚐君聽了，覺得此人比隻圖一口飯吃的門客的要求高，一定有過人之處，便幹脆好人做到底，下令給馮煖配備了專車。又過了幾天，孟嚐君聽說，這個姓馮的還彈著長劍唱歌，歌詞變成了“長鋏歸來兮，無以為家！”
要魚給魚，要車給車，不想馮煖仍不滿足，又想要自己的住房。由此可知孟嚐君的門客們一般都住在集體宿舍。孟嚐君便很不高興了，認為馮煖貪得無厭，便不再答理他。馮煖見孟嚐君生氣了，知道自己索要住房不會得逞，也就不再發牢騷了。
這個小故事說明，越是有才能的人，在為別人打工時，要價越高。
胡雪岩曾說：人才像其他東西一樣，也是一分錢一分貨。這話雖然糙了點，理卻不糙。想找聰明能幹之人，在金錢上和人家斤斤計較怎麼能行？須要舍得銀子，多給工錢，一下子解除他們的後顧之憂，才可得到真正的幹才。我的秘訣就是：以財買才，以財攬才。眼光要好，人要靠得住，薪水不妨多送，用人也是一分錢一分貨的道理。
胡雪岩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在經營阜康銀號業務時，每當雇傭號友時，“必詢其家食指若幹，需用幾何，先以一歲度支畀之，俾無內顧憂。”（陳代卿《慎節齋文存》）也就是說，胡雪岩在招聘員工時，先了解其家庭情況，然後一次先支付一年的工錢，讓員工在家庭生活方麵沒有後顧之憂。這樣一來，員工自然對老板感恩戴德，工作起來則會盡心盡力。由於不用為家庭生活犯愁，員工自然將精力全部投入到工作之中，由此可給企業帶來更大的效益。
對於有突出貢獻者，胡雪岩還特設“功勞股”，即從贏利中抽出一份特別紅利，專門獎勵給有功員工。
胡雪岩在籌辦阜康錢莊之時，急需得力助手。他經過考查，看中了原大源錢莊的一個夥計劉慶生。在錢莊尚未開張贏利的情況下，胡雪岩決定給劉慶生二百兩銀子的年薪（不包括年終的“花紅”），並且先預付了一年的薪水。
在當時的杭州，按一戶八口之家上等生活水準來計算，一年的吃穿住行也不過二十多兩銀子。胡雪岩一下子就給劉慶生二百兩的年薪，連劉慶生本人都感到意外。
高薪使劉慶生對胡雪岩感激涕零。他對胡雪岩說：“胡先生，你這樣子待人，說實話，我聽都沒聽說過。銅錢銀子用得完，大家是一顆心，胡先生你吩咐好了，怎麼說怎麼好！”
劉慶生將家人都接來杭州，家裏有了錢，生活不成問題，劉慶生自然全身心地投入到阜康錢莊的經營上了。“心思可以安定了，腦筋也就活了，想個把主意，自然就高明了。”
阜康錢莊有了劉慶生，胡雪岩既放手又放心。劉慶生也不辜負胡雪岩的厚望，將阜康錢莊經營得紅紅火火。
商人的目的是贏利，其實在各行各業工作的人，又何嚐不是為了一個“利”字！
對企業來說，要求企業員工“無私奉獻”，隻是口頭上說說而已。
當然，並不是說，“無私奉獻”過時了、不適用了。適當地倡導奉獻精神，對社會的進步是有益的，但這必須是在保護每個人合法權益的前提下。
在市場經濟社會中，人們普遍遵循的是等價交換原則，是按勞取酬原則。個人的合法權益必須得到尊重和維護，隻有這樣，才能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否則，隻是一味地強調“無私奉獻”，將勞動者視為創造財富的“工具”，最終不僅不能使人“無私奉獻”，反而挫傷人的創造力和勞動積極性，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隻有在企業與企業經營者休戚與共的情況下，企業經營者才會像胡雪岩那樣求才若渴，才能視才為寶，才能使人才的創造力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
人在付出聰明才智和艱苦勞動之後，卻得不到應該得到的報酬，勢必使優秀人才的創造力和工作積極性受到致命打擊。一個失去優秀人才的企業，必然是一個喪失了創造力的企業。
客與士：魚龍混雜的群體
呂不韋養士，不但是自己鞏固權位的需要，更是在戰國時期特殊的政治與社會環境下的必然選擇。可以說，呂不韋參考了一些叱詫一時的養士名人成功的案例，才采取了養士，而不是聯姻與網羅黨羽的方法來保護自己。
那麼，戰國時代的養士，究竟又有何特色？那些名人門下的門客與俠士，個人素質和臨陣表現又如何呢？
戰國的養士之風已和春秋時期有極大的區別。春秋時期雖列國紛爭，但表麵上還維係著等級有序的一統局麵，有極分明的“公”“私”觀念。
所謂“私”就是以下害上的一切言行，這是為社會所不齒的，因為“以私害公，非忠也”。收養私屬、私卒，私士，是被社會輿論所不容的。在當時的曆史記載中，養士，往往被描繪成野心家，如公子光、白公勝之類的不軌之舉。到了公開兼並與競爭的戰國時代，養士已成為上層社會競相標榜的一種時髦風氣。隻要是有實力有抱負的國君、權臣，無不以盡可能多地收養門客為榮。從戰國初期的趙襄子、魏文侯及以後的趙惠文王、燕昭王、“戰國四公子”、燕太子丹，門下都收養有千人以上的門客，其養士之規模也是春秋時期所不能望其項背的。
《孔叢子·居衛》篇記載了孔子思關於春秋、戰國兩個時代不同的養士之風的觀察與思考。他認為，春秋時期，“周製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所以養士之風不得大倡；而戰國時代，“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這段話深刻地道出了戰國養士之風經久不衰的真諦。由於通過養士的方式可以大量集中人才，既能迅速抬高自己的政治聲譽，以號召天下，又能壯大自己的政治力量，以稱霸諸侯，所以上層權貴們爭相禮賢下士，不拘一格地網羅人才，形成了“士無常君，國無定臣”的人才流動和人才競爭的大好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