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馬皇後替沈萬三講情，沈萬三就死定了。最後，朱皇帝看在皇後講情的分上，下令將沈萬三流放到了雲南。沈萬三“擁軍”的結果，是被流放到當時還非常偏僻荒涼的雲南地區，最終死在那裏。
為什麼朱元璋一定要沈萬三死？沈萬三哪裏得罪了朱元璋？換句話說，朱元璋為什麼一定要沈萬三家破人亡？
沈萬三是元末明初“雄資巨族聞於海內”的大富豪，人將其與昆山顧阿瑛、武進倪雲林相提並論，無論是古籍文獻還是民間傳說，都肯定了這一點。至於他究竟因什麼而致富？摒除諸如“聚寶盆”、“點金術”等等虛妄的傳說，那麼隻能是兩條途徑：務農和經商。說是靠打魚發家（秦淮漁戶），似乎經不起推敲。
沈萬三的父親沈佑是一位農業專家。他之所以帶領家族從吳興南潯遷到長洲周莊定居，是因為“愛其水田膏沃，土俗忠樸”。那時的周莊似乎是人少地多，所以當地人“以汗萊歸之”，將那些水資源豐富長滿了雜草的肥沃土地以低價向沈佑出售。
沈佑帶領家族子弟勤勞耕作，如何合理施肥，如何有效灌溉，他都很有研究，漸漸地家境開始富有起來。《沈漢傑墓誌銘》還說沈佑的“二子（指萬三、萬四）世遵先訓，益大厥家”，都是勤儉樸實的莊稼人。
那麼沈萬三承擔了家族責任以後又是如何？他“嗣業弗替，嚐身率子弟力穡事，又能推恩以周急難，鄉人以長者呼之”。發家致富了，他依然勤勤懇懇地務農，並且樂於助人，接濟弱者，得到周莊鄉親們的好評。
沈萬三以農業為基礎，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力田致富”，“田產遍吳下”，接下來他開始將目光投向商界，進一步拓展他的事業。當然，這也同周邊環境有關，附近的蘇州、嘉興等地都是繁華的商埠，太倉的劉家港又是南北海道上的大港。這樣優越的環境對經商是非常有利的。
《康熙吳江縣誌》中說“沈萬三……富甲天下，相傳由通番所得”，看來比較符合事實，然而他涉足商界一開始並不是做外貿生意，他是一個農民，處事比較小心，他需要一個漸進的過程。據《盛湖誌》所載，沈萬三先是就近投資，他在吳江盛澤建南勝坊、北勝坊，這似乎相當於如今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綜合性市場，吸引東西南北各路商家到此地做生意。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沈萬三非常關注投資環境和人居環境，他“植紅梨萬樹於湖濱”，讓經營者消費者都能夠置身於秀麗的風景之中。這不僅僅是構建人與自然的和諧，也有助於構建買賣雙方的和諧，於是就會積聚更多的“人氣”，在當時應該說是全新的理念。我們今天創建綠化城市園林城市生態城市，也是出於同樣的目的。
沈萬三還關心獨自在外的商賈們的業餘生活，“設南書房北書房以處女閭”。“閭”，泛指老百姓，這裏是“歌舞伎”的意思，在當時的社會環境特別是商業環境中，這不但是允許的，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業餘時間總得提供點兒娛樂生活，這樣才留得住客商，也算是完善投資環境的一種措施。
而沈萬三真正成為巨富，則和天時、地利、人和密不可分。
天時，是元、明時代開創的海外貿易的基礎，這給了沈萬三迅速致富的機遇。
當曆史的一頁翻到元朝的中後期時，華夏民族與海外的商貿活動早已頻頻展開，商賈的交流活動也是活躍異常。隨著歐洲人馬可·波羅橫跨地中海打開歐亞大門來到中國後，我國商人的對外貿易較前更是有了飛躍的發展。尤其是江南的商賈們隨著時代的前進，海外的商貿業務越做越大，超出了曆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
長期接受吳越文化熏陶的江南巨商沈萬三為了更好地展開海外商貿活動，他不僅僅像一般海外經商的江南商賈那樣，船埠上裝的是中國絲綢、茶葉、瓷器等華夏民族的特產貨品，更從海外市場的需求出發。據傳，一次出海，沈萬三裝了幾大船烏梅藥材，同行的蘇州商人均十分不解，認為沈萬三此行必是賠多賺少甚至要賠盡老本。豈知到了海外一地，沈萬三的幾船烏梅藥材被一搶而空，大大賺了一把。同行們事後才知，沈萬三對海外各地早已一一作了市場需求調查。
此外，為了海外貿易的需要，沈萬三對氣象特別有研究，從小就在老父的指導下觀察天際，觀察風雲變化，練就一雙能識氣象能識風雲之變化的雙眼，故其他商賈很願意與沈萬三的商船結伴出海，據傳這樣可以大大減少在海上遇到特大風浪的風險。又據傳言，說沈萬三在各地開展商務活動時，無論多忙，晚上臨睡前必將當地的山脈、大道小路、江湖河港、物貨特產一一登記，以備後用。
地利，是江南地區水運的發達，給了沈萬三便捷的運輸網絡，可以保障他的商業越做越大。
自古以來，中國商賈的經商活動，無論是采貨集貨，買賣運輸，主要依靠的是河道運送，特別是大宗貨物的集散、買賣離開江河離開船隻簡直寸步難行。船是商人運載大宗貨品的主要交通工具，各地的江河湖海是商人出入的主要通道，商賈經商，離不開河江，離不開船。
範蠡所以被人稱為商聖，他確是在戰國後期的商貿活動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作出了同時代其他商人所不及的社會貢獻。然而，由於曆史的局限，範蠡隻能做到這一步，不能像後人沈萬三、顧阿瑛那樣做出更大業績，做出超時代、超曆史的業績。
京杭大運河的開通，中國製船工業的不斷進步，給地處江南的蘇州、杭州等地帶來了巨大的商機，蘇杭商賈逐漸步出小打小鬧經商的模式，經商規模越來越大，商人們漸漸走向全國，走向東亞、南亞、西亞。
京杭大運河開通後，江南各地的水埠異常活躍，通過這條水道將江南的各類商貨運往全國各地，同時又將各地的物品經這條京杭大運河運至江南各個城市，通過這條京杭大運河，南北各地的商賈得到了進一步的交流，商品貿易也得到了進一步的交流、擴大。
在元朝末期，戰爭的烽煙多在中原及北方地區，江南雖也有一些戰禍，但與中原、北方地區相比，可說是微不足道，江南地區相對北方而言較為安寧。其時，江南的商貿活動較前已有很大的發展，商市繁榮，腰纏萬貫的商賈在江南蘇州等地已是屢見不鮮，沈萬三、顧阿瑛等就是這段曆史時期中湧現出的傑出的商人代表。京杭大運河的通航，使江南商賈猶如猛虎添上雙翼，一時間，坐落於大運河畔的蘇州閶門水埠，從全國各地而來的貨品以及準備運出的江南貨物堆積如山，京杭大運河裏船隻穿梭往來熱鬧非凡。很快，同樣坐落在京杭大運河畔的蘇州胥門水埠，也漸漸變得熱鬧興旺起來。
江南商賈，較之徽商、粵商、川商等全國各地的商人，占有此得天獨厚的水道，占盡天時、地利之便，焉能不發？焉能不富？
人和，是張士誠對商人的重視和保護，給了沈萬三發展的空間。
張士誠、蘇北泰州人，私鹽販出身，因不堪官僚地主的欺壓，與官府鬧翻，率領十八壯士在蘇北舉旗起事。張士誠為人厚道，江湖上頗有聲名，剛打出義旗，四方誌士聞風紛紛來投，沒有多久，起義軍便打下揚州，高郵等地，接著，張士誠弟兄四人率軍渡江南下，幾年後，江南幾乎都成了他的天下，於是在蘇州自立大周王朝自封為王。
過慣了清貧生活的張士誠與他的幾位同胞手足以及一同起事的十幾位壯士，沒有過高的追求，“食有肉、居有樓”的生活使他們已十分滿足，此外，也因為張士誠從小生活在苦難的社會底層，深知百姓生活之艱辛。統治江南後，張士誠對他臣民的賦稅收取，可說是自有史以來，江南地區最低的一段時期，由於這樣，張士誠深得江南民眾和商賈的擁護、愛戴。
張士誠從小沒有讀書，沒有多少文化，可說是一個粗人，但他卻喜好與文人墨客，具有文化素養的商賈交往，陳基、饒介、王逄、高啟、楊基、張羽、楊維楨等—些名揚天下的儒雅之士都曾與他有著長期的來往。
沈萬三本是一介儒商，從小隨父習商，由於長期從事海外貿易，練就一套觀雲識天的本領，也就是對天文、氣候頗有研究。不僅如此，由於長時期在全國各地以及海外諸國經商，對各地的山脈、河川、物產特產一一熟記於心。顧阿瑛亦是一介儒商，不但商道爛熟於心，而且對詩文、字畫、音律無一不通。因而沈萬三、顧阿瑛自然成了張士誠的上賓。他倆的主要從商時期，出海貿易的發跡時期，皆在張士誠統治江南的這段曆史時期。
據聞，沈萬三、顧阿瑛等一批江南儒商與張士誠交往甚密，每每出海經商回來首先就是拜見張士誠，贈送一些海外帶回的珍品，張士誠每次都要設宴招待這些儒商。不僅這樣，張士誠還多次誠邀顧阿瑛等入朝為官，可惜均被顧阿瑛等婉言謝絕，顧阿瑛老母歸天，張士誠特遣胞弟前往吊唁，其時還欲勸說顧阿瑛入朝為官，由此可見張士誠與江南眾商的關係確是非同一般。
朱元璋打敗陳友諒後，接著便揮師東進，準備一口吞掉覷覦已久的大周王朝，其時，朱元璋的西吳大軍氣勢很盛，攻城拔寨可說不費吹灰之力。然而，攻打大周王朝的蘇州，卻用了數十萬大軍，費時整整九個月，其主要原因就是在於蘇州商賈與江南百姓全力支持張士誠死守蘇州。
奪下蘇州城後，朱元璋生俘張士誠，百般勸說，張士誠寧死不屈拒不投降，被朱元璋命人將其亂棍打死。聞知張士誠的死訊，蘇州全城百姓失聲慟哭不止，大擺靈堂祭奠，後被朱元璋朝廷察知後，嚴加禁止，無奈之下，蘇州的商賈、百姓即將悼念張士誠的活動轉入地下，以後每逢七月三十張士誠生日那天，江南江北百姓都要燒一種名曰“狗屎”的香，對張士誠表示哀悼寄托哀思。張士誠小名九四，吳語九四與狗屎為諧音，故此香取名為狗屎。此種活動一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才漸漸消隱。由此可見，張士誠與江南江北的百姓、商賈有著何等的親密關係。
我們不知作為統治江南的張士誠，在製定政策法規時，對江南商賈有多大的傾斜，也無從查考張士誠是如何支持扶持這些江南商賈的，但從張士誠與沈萬三、顧阿瑛等江南巨商的親密無間的關係上可以悟出，無論是直接或是間接，江南商賈得益於張士誠的這種有意或者是無意的支持。政權的支持，當權者的支持才使沈萬三、顧阿瑛這些江南商賈如魚得水，在他們的從商道路上，海外貿易中可以盡情發揮出他們的才智，沈萬三、顧阿瑛也自然而然從眾多的江南富商中脫穎而出，成為富甲天下，富可敵國的巨商巨富。
沈萬三從江南巨富到家破人亡，都發生在明朝洪武年間。這就要從朱元璋攻蘇州城說起了。當時，張士誠所以能固守蘇州達八月之久，是因為得到蘇州富民在財力上的支持。作為富民之首的沈萬三，當然出力非凡了。
城破之後，朱元璋對蘇州富民甚至老百姓恨之入骨，采取了一係列報複措施。沈萬三是個精明的商人，當然看到了形勢的嚴峻，隻能大拍皇帝的馬屁以求得太平。先是朱元璋要建南京城，沈萬三就“助築都城三分之一”，即現今南京城牆的中華門到水西門一段；後來索性想趁熱打鐵，請求出資犒賞三軍，這一下拍馬屁拍到馬腳上。朱元璋大怒，“匹夫犒天下之軍，亂民也，宜誅之”。好在馬皇後還算清醒，覺得有點兒過分，勸道：“不祥之民，天將滅之，陛下何誅焉！”沈萬三才保住小命，發配雲南，最後客死他鄉。這是洪武六年的事。
很多傳說都描述沈萬三致富以後生活十分糜爛，“衣服器具擬於王者”，妻妾滿堂，住宅的圍牆有幾華裏長，屋內陳設豪華之極，還有什麼“秉燭軒”（白天玩不夠，夜深了還不肯休息），“春宵洞”（取“春宵一刻值千金”之義）之類，後來終於招致朱元璋的忌恨，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
這樣的傳說充斥於坊間，似乎已成定論，然細細推敲，總讓人疑竇叢生。前述沈萬三“鄉人以長者呼之”，應是一個明事理懂道德的忠厚之人。他並不是一個暴發戶，他“農而優則商”，是吃盡千辛萬苦嚐遍甜酸苦辣的，“世遵先訓益大厥家”的他應該不至於蛻變到如此程度。而且當時的政治形勢十分險惡，越是富有就越是朝廷榨取的對象，能戰戰兢兢地保全身家性命已屬不易，沈萬三不會不清楚這一點，沈萬三主動出資犒軍出資修建南京城牆等等都是委曲求全之舉。
而且經商之道很不簡單，須勤於打理，試問一個花天酒地荒淫無恥之徒還會有什麼發展？還會受到什麼尊重？且以他當時在商界的地位身份，必須重視名譽和形象，否則如何會被人稱道“甚見信用”？楊循吉《蘇談》說“沈萬三家在周莊，破屋猶存，亦不甚宏壯，殆中人家製耳”，看來沈萬三並不是一個有了錢就張揚的人，他在生活上是保持低調的。
俗語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沈萬三家族財產損失大半，當家人又發配雲南，但家族仍然人丁興旺，生活照樣過得瀟灑。就是因為太瀟灑了，引出了滅門之災。
事情發生在洪武末年，沈萬三的女婿顧學文，因和一個女子偷情，莫名其妙地牽扯到藍玉案中，致使沈家幾乎滿門抄斬。這件事在清嘉慶《同裏誌》中有詳盡記載，情節的離奇曲折足可以拍一部《沈萬三後傳》。
現簡述如下：洪武時，同裏鎮有陳某者，生有一子，是個弱智。這弱智兒娶妻梁氏，倒是個知書善吟的美貌女子。如此才貌雙全的女子，當然聲名在外。這時，周莊沈萬三的招贅女婿顧學文，聽說後就十分傾慕，常借故雇船往來周莊同裏之間。船到同裏，就停泊於梁氏居室的窗下。
一來二往，顧與梁氏幾次照麵。顧慕梁之美色，梁羨顧之英俊，隻是缺少機會了。顧學文就買通當地惡少，引誘梁夫弱智兒，出門飲酒賭博；又指使梁的鄰居——個老嫗，帶了新奇的首飾送給梁氏，並用言語挑逗。梁氏本已對顧有好感，於是一拍即合。從此兩人頻頻書信來往。
弱智兒懵然不知。其父因在外當差，難得回家，也被蒙在鼓裏。隻有陳某的兄長，也就是弱智兒的伯父，綽號陳縮頭的，隱約聽到一些風聲，但也苦於沒有證據。也是合該事發：梁氏疏於謹慎，竟把顧學文的書信裁開後卷成紙煤放在燈罩下。陳縮頭就買通梁氏身邊的童仆，把紙煤偷出，補綴成幅後，寄給在外當差的陳某。
陳某看後，明白真相；況且顧學文的信末都蓋有鬆月圖章，更是鐵證如山了。陳某尋思，僅憑這樣一封書信，告到官府，不見得會有什麼結果，弄不好反而敗壞了陳家的聲譽。這時正好藍玉大案案發。藍玉是開平王常遇春的妻弟，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汗馬功勞，封為涼國公。江山坐定，藍玉就恃功驕傲，廣蓄莊奴，欺淩百姓。朱元璋怕尾大不掉，狠狠地定了他個謀叛大罪。陳某正愁怎樣為傻兒子報仇，見此案發，牽連日廣，就趁機誣告顧學文與藍玉通謀。一牽涉藍玉案，就不再是什麼私情事，立時變成要案。
結果，不但顧學文，連同他的父親和兄弟被殺，連他的妻族，包括沈萬三的兒子沈旺在內的一大批人，都殺掉了。梁氏亦被其父逼令自縊。這件事從洪武二十六年起到洪武三十一年才平息。
從此，沈萬三家族徹底敗落了。這兩件事，一件發生在洪武初，一件發生在洪武末，看來都像是冤案。隻是因為朱元璋要向蘇州富民報複，巨富沈萬三，首當其衝了。
在專製時代，商品經濟是注定發達不起來的。其實不僅商品經濟發達不起來，科技、文化各種事業也注定得不到應有的發展。舉國聽命於一人，以一人之是為是，以一人之非為非，社會必然是萬馬齊喑、死水一潭。全國之人必須忠於皇帝，各地之人則必須聽命於最高統治者任命的封疆大吏……一級一級地管束下來，便形成了一個超穩定的鐵筒般的封閉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不容許有異議，不容許有言論自由，不容許有法治精神，不容許有社會監督……一地的最高行政長官便代表了國家、代表了法律，甚至代表了“百姓”。
在這樣的社會中，人的生命財產根本得不到保障，隨時都會被野蠻剝奪。就如沈萬三那樣，即便作出熱烈擁護新政權的姿態，也難免飛來橫禍。
所以，在專製社會裏，商人經商，大多要與官僚勾結。這樣有兩大好處：一是可以憑借權力致富，一是可以得到官府的庇護。而官與商相勾結的經濟，是暴利經濟，是腐敗經濟，是畸形經濟，是難以使社會得到全麵發展的經濟。
呂不韋也好，胡雪岩也罷，他們都是適合於在專製社會生存的商界怪才。他們雖然也一度取得了輝煌的成功，但最終還是應了甄士隱的話：“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堪稱古今中外第一風險投資家的呂不韋由經商而經國，給後人留下了許多值得思索、值得借鑒、需要揚棄的東西，在中國曆史上留下了一段令人拍案驚奇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