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很多人知道諸葛亮，並不是讀過史書裏對他事跡的講述，而是通過評書、小說、戲曲和傳說。就說和熱氣球同一原理的“孔明燈”吧，就是他的“神跡”之一。他究竟是怎樣被神化的？人們又為什麼要神化他？
如何“近妖”：《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
在《三國演義》塑造的眾多人物形象中，諸葛亮無疑是塑造得最為成功、影響最為深遠的一個。可以說，他是全書的真正主角，是維係全書的靈魂。我們簡直無法想象，如果沒有諸葛亮這個光彩照人的藝術形象，《三國演義》還有什麼看頭，還怎麼能成為世代相傳的古典文學名著！
《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是作者耗費筆墨最多的藝術形象。從“水鏡先生”司馬徽第一次提到他的道號“伏龍”（即“臥龍”），為他的出場預作鋪墊（嘉靖元年本第六十九回《劉玄德遇司馬徽》，毛本第三十五回），到他去世後被安葬於漢中定軍山（嘉靖元年本第二百九回《武侯遺計斬魏延》，毛本第一百五回），他一直處於作品情節的中心，當之無愧地成為全書的第一號主角。羅貫中滿懷摯愛之情，傾注全部心血，調動各種藝術手段，將他塑造為一個光彩照人的藝術典型。
諸葛亮逝世以後的一千餘年間，曆代胸懷壯誌、關心國事的知識分子深情地緬懷和頌揚著他，廣大民眾一代又一代地傳頌著他的業績，各種通俗文藝也反複講、唱和渲染著他的故事。
羅貫中繼承了這種尊崇諸葛亮的社會心理，在史實的基礎上，吸收了通俗文藝的有益成分，加上自己的天才創造，成功地塑造了一個高雅、睿智、充滿理想色彩和藝術魅力的諸葛亮形象，一個家喻戶曉的光輝形象。這樣的諸葛亮形象，雖以曆史人物諸葛亮為原型，但已有了很大的變異，比其曆史原型更高大，更美好，成為古代優秀知識分子的崇高典範，成為中華民族忠貞品格和聰明智慧的化身，成為中外人民共同景仰的不朽形象。
為了塑造好諸葛亮藝術形象，羅貫中花費了大量筆墨，調動了各種藝術手段，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麵作了努力。
首先，充分突出諸葛亮在劉蜀集團中的關鍵地位和作用。
曆史上的諸葛亮，盡管一出山就與劉備“情好日密”，受到劉備的充分信任；但他在劉蜀集團中的地位卻是逐步提高的，按照通常的政治機製，這也是很自然的。他剛出山時的身份，《三國誌·蜀書·諸葛亮傳》沒有記載，估計是幕賓之類。赤壁之戰以後，劉備奪得荊州江南四郡，諸葛亮始任軍師中郎將；此時關羽為襄陽太守、蕩寇將軍，早已封漢壽亭侯，張飛為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諸葛亮的地位略低於關、張。建安十九年（214年），劉備定益州，諸葛亮升任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掌管左將軍府事務，此時劉備的官銜是“左將軍領荊、益二州牧”），其官品與關羽、張飛同列，而在劉蜀集團中的實際地位則超過關羽、張飛。直到劉備稱帝（221年），諸葛亮任丞相，才正式成為蜀漢的頭號大臣。而且，在劉備稱帝之前，諸葛亮雖曾參與謀議，但大部分時間是留守後方，足食足兵，從未統管過軍事。
然而，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卻把諸葛亮寫成一開始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大權在握，指揮一切的統帥，大大提高了他在劉蜀集團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出山不久，夏侯悖便率領十萬大軍殺奔新野，這是他麵臨的第一場考驗。這時——
玄德請孔明商議。孔明曰：“但恐關、張二人不肯聽吾號令。主公若欲亮行兵，乞假劍印。”玄德便以劍印付孔明。孔明遂聚集眾將聽令……“主公自引一軍為後援。各須依計而行，勿使有失。”（第三十九回）
在這初出茅廬第一仗中，劉備一開始便將指揮權交給諸葛亮；諸葛亮胸有成竹，一一調遣眾將，甚至連劉備也要接受他的安排。火燒博望坡的勝利，樹立了諸葛亮的威信，也確立了他指揮一切的地位。從此以後，他在劉蜀集團的指揮權牢不可破，從未受到過質疑。每遇大事，劉備總是對他言聽計從，文武眾官也總是心悅誠服地執行他的命令。赤壁大戰期間，他出使東吳達數月之久，劉備方麵積極備戰，一切準備就緒後，仍然要等待他趕回去指揮調度：
且說劉玄德在夏口專候孔明回來……須臾船到，孔明、子龍登岸，玄德大喜。問候畢，孔明曰：“且無暇告訴別事。前者所約軍馬戰船，皆已辦否？”玄德曰：“收拾久矣，隻候軍師調用。”（第四十九回）孔明便與玄德、劉琦升帳坐定……
諸葛亮的命令，誰也不能違抗。就連身份特殊的頭號大將關羽，由於違背軍令私放曹操，諸葛亮也要下令將他斬首；隻是由於劉備出麵說情，希望容許關羽將功贖罪，“孔明方才饒了”（第五十回一五十一回）。這些描寫，大大超越了曆史記載，使諸葛亮始終處於劉蜀集團的核心，地位明顯高於所有文武官員，而又使讀者覺得可信。劉備得到諸葛亮之前屢遭挫折，而得到諸葛亮輔佐之後則節節勝利，兩相對照，讀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劉蜀集團的成敗安危，不是係於劉備，而是係於諸葛亮。
其次，竭力渲染諸葛亮的智慧，特別是出神入化的軍事謀略。
上麵說過，曆史人物諸葛亮的突出品格之一便是智慧，但那主要是善於把握天下大勢，善於總攬全局，製定正確的戰略方針的政治智慧，“隆中對”就是其集中體現。至於軍事方麵，陳壽在《三國誌·蜀書·諸葛亮傳》中說他“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意思是說諸葛亮善於管理軍隊，治軍嚴整，但在運用奇謀妙計上卻有所不足；他治理百姓的才幹，優於當統帥的謀略；隨機應變的本領，不是他所擅長的。有人認為陳壽貶低了諸葛亮；但事實是，曆史上的諸葛亮確實並不特別擅長出奇製勝。然而，在《三國演義》裏，羅貫中不僅充分表現了諸葛亮的政治智慧，而且通過大量的虛構情節，著力突出諸葛亮的神機妙算，把他塑造為用兵如神的謀略大師，成為中華民族謀略智慧的化身。
在《三國演義》裏，諸葛亮出山後取得的第一個勝利——火燒博望坡，便具有很大的虛構成分。曆史上，劉備曾與曹操大將夏侯惇、於禁等相拒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等追之，為伏兵所破”（《三國誌·蜀書·先主傳》）。那是在三顧茅廬之前，自然與諸葛亮無關。羅貫中來了個移花接木，將此事安排在諸葛亮出山之後，使他成為克敵製勝的英明指揮者。作品先寫曹軍的氣勢洶洶，寫十萬曹軍與劉備數千人馬的懸殊對比，釀造出泰山壓頂的緊張氣氛；然後寫諸葛亮調兵遣將，關羽、張飛對他的計謀都心存懷疑，“眾將皆未知孔明韜略，今雖聽令，卻都疑惑不定”，“玄德亦疑惑不定”。結果，戰鬥的進程完全按照諸葛亮的預計發展，劉備軍大獲全勝，使得關羽、張飛這兩個心高氣傲的大將心服口服，稱讚道：“孔明真英傑也！”（第三十九回）於是，諸葛亮料事如神的軍師形象初步得到了表現。
隨後的火燒新野，純屬虛構的情節。在這次戰鬥中，諸葛亮水火並用，層層設伏，讓曹仁、曹洪率領的十萬大軍先遭火燒，再被水淹，損失慘重（第四十回）。從此，諸葛亮的無窮妙計，不僅贏得了整個劉蜀集團的高度信任，而且使曹軍十分害怕，動不動就懷疑：“又中孔明之計也！”
在決定劉蜀集團命運和三分鼎立局麵的赤壁大戰中，諸葛亮的神機妙算更是大放光彩。本來，在曆史上的赤壁大戰中，最主要的英雄應該是周瑜；諸葛亮除了出使江東，智激孫權聯劉抗曹之外，究竟還有哪些作為，史書上並無明確的記載。然而，在羅貫中的筆下，諸葛亮卻成了決定戰爭勝負的最關鍵的人物。盡管他在吳軍中身居客位，但是，他卻是“赤壁大戰”這一情節單元的真正主角。孫劉聯盟的建立，由他一手促成；孫權抗曹的決心，由他使之堅定；周瑜導演的“群英會”、“蔣幹盜書”，黃蓋的苦肉計、詐降計，被他一眼看穿；戰役的關鍵決策——火攻計，由他與周瑜共同商定；而實行火攻的決定性條件——東風，又由他巧妙“借”來。可以說，孫劉聯盟在奪取勝利的道路上每前進一步，都離不開他的智慧；如果沒有他，周瑜要想打敗曹操幾乎是不可能的。在孫劉聯盟與曹軍之間的矛盾和孫劉聯盟內部矛盾的旋渦裏，在與周瑜、曹操這兩個傑出人物的鬥智中，他的遠見卓識、雅量高致和神機妙算，一次又一次地進發出耀眼的火花。周瑜對他又敬又嫉，多次企圖除掉他，他都一一從容化解，安如泰山，既使周瑜無可奈何，又維護了孫劉聯盟，保障了戰役的勝利。鬥智的結果告訴人們：曹操之智不及周瑜，周瑜之智又不及諸葛亮，因此，諸葛亮才是大智大勇的頭號英雄。
在“三氣周瑜”、“劉備奪取漢中之戰”、“七擒孟獲”、“六出祁山”等情節單元裏，羅貫中也安排了許多虛構的情節，從多種角度入手，把諸葛亮的智慧謀略表現得精妙絕倫。在與對手的政治鬥爭中，他總是善於把握全局，隨機應變，因勢利導，牢牢掌握製勝的主動權。在軍事較量中，他總是知己知彼，重視掌握情報，善於調動對方，善於打心理戰，善於“用奇”，或伏擊，或偷渡，或偽裝，或奔襲，虛虛實實，千變萬化，一次又一次地贏得勝利。《孫子兵法》說：“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兵勢篇》）“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虛實篇》）諸葛亮精通這些軍事原則，真是用兵如神。
為了突出諸葛亮的謀略，作品常常運用對比、襯托等藝術手法。心高氣傲的周瑜多次感歎：“孔明神機妙算，吾不如也！”直到臨終，他還發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悲歎，強烈地表達了他力圖壓倒諸葛亮卻又無可奈何的心情。善於用兵的曹操在與諸葛亮交戰時老是疑神疑鬼，一敗再敗。老謀深算的司馬懿更是多次承認：“吾不如孔明也！”甚至在諸葛亮死後，蜀軍撤退，司馬懿率兵追趕，還被諸葛亮的遺像嚇得狼狽而逃，落了個“死諸葛能走生仲達”的話柄。通過這些第一流人才與諸葛亮的對比，諸葛亮那“無窮如天地”的謀略被表現到了極致。
再次，多方刻畫諸葛亮的忠貞品格。
諸葛亮人生的後半段，即從“白帝托孤”到“秋風五丈原”（223—234年）這種忠貞品格日益得到強化。在這12年裏，諸葛亮獨力支撐蜀漢政局，日理萬機，盡心竭力，為實現興複漢室的目標而不懈奮鬥。平定南方之後，他親率大軍北伐，臨行呈上著名的《出師表》，對後主諄諄告誡，並慨然表示：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複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第九十一回）
在“六出祁山”的漫長征途上，諸葛亮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也遭受過意外的失敗。首次北伐，雖曾勢如破竹，連奪三郡，但因馬謖自做主張，丟失街亭，蜀軍不得不迅速撤退，取得的成果毀於一旦。事後，諸葛亮不僅堅持原則，揮淚斬馬謖，而且勇於承擔責任，上表白貶三等；並誠懇叮囑部下：“自今以後，諸人有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責吾之短，則事可定，賊可滅，功可翹足而待矣。”（第九十六回）在外有強敵，內有庸主的艱難形勢下，他以極大的智慧和毅力，作出了非凡的業績。
直到最後一次北伐，他因積勞成疾，吐血不止，自知生命垂危，首先想到的仍然是蜀軍的安危和蜀漢的存亡，仔細安排退軍部署，推薦自己的接班人。還“強支病體，令左右扶上小車，出寨遍觀各營”。在這最後一次巡視軍營中，他懷著無限的遺憾長歎道：“再不能臨陣討賊矣！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在死神即將來臨之際，上至國君，下至部屬，近至眼前的退軍節度，遠至今後的方針大計，他都考慮到了，卻很少想到自己的妻兒老小。作者以蘸滿感情的筆觸，傳神盡意的描繪，極其鮮明地表現了諸葛亮忠心耿耿、克己奉公的高尚品格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奮鬥精神。在寫到諸葛亮溘然長逝後，作品插敘了被諸葛亮廢黜的廖立、李嚴得知噩耗後的悲痛情景，以襯托諸葛亮立身之嚴謹、處事之公正、感召力之強大。不僅如此，作者還極力渲染了此時的悲涼氣氛：“是夜，天愁地慘，月色無光，孔明奄然歸天。”（第一百四回）真是字字帶血，聲聲含淚，悼惜之情，溢於言表，令人讀來蕩氣回腸。至此，諸葛亮的光輝形象便牢牢地矗立在讀者的心中了。
幾百年來，《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形象一直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具有強大的藝術魅力。不過，也有一些人對這一形象有所批評。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魯迅先生的這段話：“至於寫人，亦頗有失……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
對此應該怎麼理解呢？
我認為，魯迅先生按照嚴格的現實主義標準，指出《三國演義》表現諸葛亮的“多智”有過頭之處，這是對的。所謂“近妖”，即指有的地方對諸葛亮的謀略誇張過甚，表現出神化傾向；但這絕不意味著作品對諸葛亮形象塑造的根本失敗。從總體上來看，作品對諸葛亮形象的塑造仍然是非常成功的。這裏特別要強調幾點：
首先要全麵把握《三國演義》的創作方法。
在創作方法上，《三國演義》既不屬於今天所說的現實主義，也不屬於今天所說的浪漫主義，而是古典現實主義精神與浪漫情調、傳奇色彩的結合。
綜觀全書，羅貫中緊緊抓住曆史運動的基本軌跡，大致反映了從東漢靈帝即位（168年）到西晉統一全國（280年）這一曆史時期的麵貌，這一曆史時期的一係列重大事件……羅貫中都予以關注，都大致按照史實的基本框架和發展趨勢，作了不同程度的敘述與描寫。這一曆史時期的一係列重要人物，羅貫中在把握其性格基調時，都力求實現藝術形象與其曆史原型本質上的一致。這樣，就使作品具有厚重的曆史感，表現出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這是人們普遍承認《三國演義》“藝術地再現了漢末三國曆史”的根本原因。然而，在具體編織情節，塑造人物時，羅貫中卻主要繼承了民間通俗文藝的傳統，大膽發揮浪漫主義想象，大量進行藝術虛構，運用誇張手法，表現出濃重的浪漫情調和傳奇色彩。
作品中的諸葛亮形象，就正是既實現了“與其曆史原型本質上的一致”，又進行了充分的理想化，“表現出濃重的浪漫情調和傳奇色彩”。這種浪漫情調和傳奇色彩，不僅體現了羅貫中本人“好奇”的審美傾向，而且繼承和發揚了中國古典小說“尚奇”的藝術傳統。從這個角度來看，《三國演義》對諸葛亮的智慧和謀略的竭力渲染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其次，要注意到《三國演義》對諸葛亮智謀的誇張和渲染，可謂由來已久。
早在西晉末年，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為諸葛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李興撰文，其中便寫道：
“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祗，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齋酎，又何秘要？！”
這裏已經為諸葛亮的才幹和謀略抹上了神秘的色彩。而且，裴鬆之還引用多條材料，對諸葛亮的謀略加以渲染。及至唐代，諸葛亮已被稱為“智將”。到了宋代，大文豪蘇軾作《諸葛武侯畫像讚》，更是對諸葛亮的謀略大加頌揚：
“密如神鬼，疾若風雷；進不可當，退不可追；晝不可攻，夜不可襲；多不可敵，少不可欺。前後應會，左右指揮；移五行之性，變四時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臥龍也！”
“人也？神也？仙也”的讚歎，更加突出了諸葛亮的“神奇”。沿著這一思路，元代的《三國誌平話》又進一步寫道：
“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學業，時至中年，無書不覽，達天地之機，神鬼難度之誌；呼風喚雨，撒豆成兵，揮劍成河。司馬仲達曾道：‘來不可當，攻不可守，困不可圍，未知是人也，神也，仙也？”’
這就完全把諸葛亮神化了。
羅貫中寫作《三國演義》時，對《三國誌平話》中的諸葛亮形象作了大幅度的改造，刪除了“呼風喚雨，撒豆成兵，揮劍成河”之類的神異描寫，使諸葛亮形象複歸於“人”本位——當然，是一個本領非凡的、具有傳奇色彩的傑出人物。書中對諸葛亮智謀的描寫，大都有跡可尋，奇而不違情理。在政治謀略方麵，作品寫諸葛亮的“隆中對”、智激孫權，基本上是依據《三國誌·蜀書·諸葛亮傳》的記載加以敘述，並無多少誇張。在軍事謀略方麵，作品寫諸葛亮火燒博望坡、火燒新野、草船借箭、安居平五路、七擒孟獲、空城計等事，盡管頗多虛構，但要麼早有野史傳聞或《三國誌平話》的相關情節做基礎，要麼是對史實的移植與重構，即使純屬虛構，也編排有度，大致符合情理。這樣的智謀，雖有傳奇色彩，卻並非神怪故事；雖非常人可及，卻符合人們對傳奇英雄的期待。這與全書的浪漫情調和傳奇色彩是一致的。
第三，應該承認，《三國演義》在表現諸葛亮的智謀時，確有少數敗筆。
比如作品的後半部分，個別情節違背曆史和生活的邏輯，勉強捏合，誇張過甚。如第一百一回《出隴上諸葛裝神》中寫魏軍“但見陰風習習，冷霧漫漫？，卻無法趕上諸葛亮，並借司馬懿之口稱諸葛亮“能驅六丁六甲之神”，會“縮地”之法，便明顯帶有神異色彩。
另外，羅貫中出於對諸葛亮的熱愛，有時對其失誤之處也苦心嗬護，導致個別情節不合情理。如第一百五回“遺計斬魏延”，本來想表現諸葛亮料事如神，早有先見之明，卻無法完全掩蓋諸葛亮對待魏延的不當之處，結果欲益反損，反而使讀者感到難以信服。這種情節雖然不多，卻有可能讓人產生“近妖”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