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不會有人問，周作人死的時候，許廣平會不會去哀悼。眾所周知的原因，她才不會呢。可是，就有一根筋的人困惑又狐疑，非要揭老底：早年，許廣平不是相當尊敬周作人的嗎，他是先生，他是老師。
是啊，你也說那是“早年”。早到什麼時候？當然不是她梳著學生頭，穿著學生裝在學校她是學生他是老師的時候。
魯迅去世時，盡管二周兄弟已失和，但治喪委員會名單中，卻還是有作為家屬的周作人的大名。許廣平似乎並沒有因為“失和”而個人偏見地一味貶低曾經的老師現在的小叔子，她對他一如既往地尊重和敬仰。
當周作人很冷靜很客觀很先見之明地呼籲那些偏執地熱愛和崇敬魯迅的人要把魯迅當作“人”而非“神”卻遭來一片責罵時，許廣平理解地擁護。她給他寫信，仍然以學生而非大嫂的名義：“生離了北京，許多北平昔日崇敬的師長都難得親承教訓。有的先生，有時從發表文章上，一樣的好似得著當麵的教益，即如先生，就是這樣時常給生教益的一位。”
虛偽嗎？一點兒也不。很誠懇很真心，也很理智。她並不清楚，或者說，她並不十分清楚他們兄弟之間矛盾的真正原因——魯迅從不跟人（包括她）祥林嫂似的舊事重提，在她看來，那隻是家庭矛盾而已，並未影響到她“生”他“師”的地位，沒有弱化掉她對他廣博的學識和深刻的思想的欽佩。
事後難道不是證明了周作人的“人”“神”論太真理了麼。
周作人至死都不承認許廣平周家媳婦的身份，這並不影響許廣平把他當作自家親人。周作人遇刺，她在上海聽說，寫信給婆婆魯瑞時，也不忘關心一下他：“上海報載，二先生家裏被人暗算，有一傭人及朋友受傷，二先生平安，不知確否？念念。”一句“念念”，溫暖而深情。
即便周作人已經落水，她還在試圖“挽救”，又寫信給魯瑞：“二先生方麵發生事體，南方識與不識，俱甚懸念，並望他能夠南來，但恐不易做到耳。”如果，周作人當時順應了許大嫂的期望，他的個人命運會被改寫。
什麼時候許廣平毫不遮掩而態度鮮明地公開她對周作人的不滿（或稱敵意）呢？就是解放初期周作人吃“魯迅飯”，接受了采訪還收費，她指責他又不是律師還收什麼談話費。每個字都沾滿了“不屑”——地位決定一切。這時候的他倆，地位翻了個個兒，不再是一個師一個生那麼純粹。他，政治賤民，底層；她，民主人士（後來，1961年，加入中共），上層。原先的師和生已不複存在，隻有被冷落和被重用的政治地位的極大懸殊。
濃重的政治氛圍下，個人好惡被屏敝，顯現的隻有政治鬥爭所需要的非友即敵、愛憎分明。魯迅，被捧上天，勢必，周作人，要被踩下地。在這種情況下，許廣平“奉命”完成的《魯迅回憶錄》，便自然少了些男人背後的小女人細碎又柔情的生活味道，多了些政治宣傳的煙火氣。
一篇《所謂兄弟》，把矛頭直指曾被尊稱為“先生”的周作人。連天然形成的，血緣形成的兄弟，都要冠以否認口氣的“所謂”。兄弟為何“失和”？不用說，全賴周作人，他無情，他無義，他無賴，他自私自利，他恩將仇報。一句話，他不是人。甚至，一條條，一樁樁，亟欲把他批得體無完膚而後快：
“周作人的人生哲學，和魯迅卻絕然相反。”——和魯迅相反的，就都是錯的嗎？在那時那個環境下，的確是。
“十足的道地的封建少爺脾氣：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四體不勤，好逸惡勞。”——魯迅有一陣子不也衣來伸手飯來張口而感歎“現在換衣服也不曉得向哪裏拿了”嗎？是不是也可以說魯迅骨子裏也有“封建少爺脾氣”？
“周作人做了漢奸，煊赫一時，他就私自把房契換成他自己的名字，算是他的，以便為所欲為。”——房契上可不是他一個人的名字，仍然是三兄弟的產業。如何“為所欲為”？當了？賣了？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