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的風采
1911年冬天當我從波瀾壯闊的渤海邊的山東煙台，回到微波粼粼的碧綠的閩江邊的福建福州時，我曾寫過這樣的驚喜的話：我隻知道有蔚藍的海C卻原來還有這碧綠的江C這是我的父母之鄉！
在這山青水秀，柳綠花紅的父母之鄉的大家庭溫暖熱鬧的懷抱裏，我度過了新年、元宵、端午、中秋等絢爛節日，但是使我永遠不忘的卻是端午節。
我的曾祖父是在端午那一天逝世的，所以在我們堂屋後廳的牆上，高高地掛著曾祖父的畫像，兩旁掛著一副祖父手書的對聯是：每逢佳節倍思親。
雖然每年的端午節，我們四房的十幾個堂兄弟姐妹，總是互相炫示從自己的外婆家送來的紅兜肚五色線纏成的小粽子和繡花的小荷包等，但是一看到祖父在這一天卻是特別地沉默時，我們便悄悄地躲到後花園裏去縱情歡笑。
對於我，故鄉的“綠”，最使我傾倒！無論是竹子也好，榕樹也好其實最偉大的還是榕樹。它是油綠油綠的，在巨大的樹幹之外，它的繁枝，一垂到地上，就入土生根。走到一棵大榕樹下，就像進入一片涼爽的叢林，怪不得人稱福州為榕城，而我的二堂姐的名字，也叫做“婉榕”。
福州城內還有三座山：烏石山、於山和屏山。（1936年我到意大利的羅馬時，當羅馬友人對我誇說羅馬城是建立在七座山頭時，我就笑說：在我們中國的福建省小小的圍牆內，也就有三座山。）我隻記得我去過烏石山，因為在那座山上有兩塊很平滑的大石頭，相倚而立，十分奇特，人家說這叫做“桃瓣李片”，因為它們像是一片桃子和一片李子倚在一起，這兩片奇石給我的印象很深。
現在我要寫的是：“天下之最”的福州的健美的農婦！我在從閩江橋上坐轎子進城的途中，向外看時驚喜地發現滿街上來來往往的盡是些健美的農婦！她們皮膚白皙，烏黑的頭發上插著上左右三條刀刃般雪亮的銀簪子，穿著青色的衣褲，赤著腳，袖口和褲腿都挽了起來，肩上挑的是菜筐、水桶以及各種各色可以用肩膀挑起來的東西，健步如飛，充分揮灑出解放了的婦女的氣派！這和我在山東看到的小腳女人跪在田地裏做活的光景，心理上的苦樂有天壤之別。我的心底湧出了一種說不出來的痛快！在以後的幾十年中，我也見到了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和蘇聯的農村婦女，覺得天下沒有一個國家的農村婦女，能和我故鄉的“三條簪”相比，在俊俏上，在勇健上，在打扮上，都差得太遠了！
我也不要光談故鄉的婦女，還有幾位長者，是我祖父的朋友，在國內也是名人：第一位是嚴複老先生，就是他把我的十七歲的父親帶到他任教的天津水師學堂去的。我在父親的書桌上看到了嚴老先生譯的英國名家斯賓塞寫的《群學肆言》和穆勒寫的《群已權界論》等等。這些社會科學的名著，我當然看不懂，但我知道這都是風靡一時的新書，在社會科學界評價很高。
在祖父的書桌上，我還看到一本線裝的林紓譯的《茶花女遺事》。那是一本小說，林紓老先生不懂外文，都是別人口述，由他筆譯的。我非常喜歡他的文章，隻要書店裏有林譯小說，我都去買來看。他的譯文十分傳神，以後我自己能讀懂英文原著時，如《湯姆叔叔的小屋》，林譯作《黑奴籲天錄》，我覺得原文就不如譯本深刻。
關於林紓（琴南）老先生，我還從梅蘭芳先生那裏聽到一些軼事，那是五十年代中期，我們都是人大代表的時候，梅先生說：他和福芝芳女士結婚時，林老先生曾送他們一條橫幅，“芝蘭之室”。還有一次是為福建什麼天災（我記得仿佛那是我十三四歲時的事）募捐在北京演戲，梅先生不要報酬，隻要林琴南老先生的一首詩，當時梅先生曾念給我聽，我都記不完全了，記得是：鬢堆鴉劇憐寶月珠燈夜吹徹銀笙演葬花，此外還有林則徐老先生，他的豐功偉業，如毅然火燒英商運來的鴉片，以及貶謫後到了伊犁，為吐魯番農民掘“坎兒井”的事，幾乎家弦戶誦不必多說了。我卻記得我福州家裏有他寫的一副對聯：
壁立千仞無欲則剛
比他們年輕的一代，如在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碑上，我找到已知是福建人的有三位：方聲洞，林覺民，陳可鈞，而陳可鈞還得叫我表姑呢。
一提起我的父母之鄉，我的思緒就紛至遝來，不知從哪裏說起，我的客人又多，這篇文章不知中斷了幾次，就此擱筆吧。在此我敬祝我的人傑地靈的父母之鄉，永遠像現在這樣地繁榮富強下去！
1990年4月29日
我的父母之鄉
清曉的江頭，白霧茫茫；
是江南天氣，
雨兒來了——
我隻知道有蔚藍的海，
卻原來還有碧綠的江，
這是我父母之鄉！
——《繁星》
福建福州永遠是我的故鄉，雖然我不在那裏生長，但它是我的父母之鄉！
到今日為止，我這一生中隻回去過兩次。第一次是一九一一年，是在冬季。從嚴冷枯黃的北方歸來，看到展現在我眼前的青山碧水，紅花綠葉，使我驚訝而歡喜！我覺得我的生命的風帆，已從蔚藍的海，駛進了碧綠的江。這天我們在閩江口從大船下到小船，駛到大橋頭，來接我們的伯父堂兄們把我們包圍了起來，他們用鄉音和我的父母熱烈地交談。我的五歲的大弟弟悄悄地用山東話問我說：“他們怎麼都會說福州話？”因為從來在我們姐弟心裏，福州話是最難懂難說的！
這以後的一年多的時間裏，我們就過起了福州城市的生活。新年、元宵、端午、中秋歲時節日，吃的玩的都是十分豐富而有趣。特別是燈節，那時我們家住在南後街，那裏是燈市的街，元宵前後，“花市燈如晝”，燈影下人流潮湧，那光明絢麗的情景就說不盡了。
第二次回去，是在一九五六年，也是在冬季。那時還沒有鷹廈鐵路，我們人大代表團是從江西坐汽車進去的。一路上紅土公路，道滑如拭，我還沒有看見過土鋪的公路，維修得這樣平整的！這次我不但到了福州，還到了漳州、泉州、廈門、鼓浪嶼那是祖國的南疆了。在廈門前線，我還從望遠鏡裏看見了金門島上的行人和牛，看得很清楚。
回憶中的情景很多，在此就不一一描寫了。總之，我很喜歡我的父母之鄉。那邊是南國風光，山是青的，水是綠的，小溪流更是清可見底！院裏四季都有花開。水果是從枇杷、荔枝、龍眼，一直吃到福桔！對一個孩子來說，還有什麼比這個更愜意的呢？
我在故鄉走的地方不多，但古跡、僑鄉，到處可見，福建華僑，遍於天下。我所到過的亞、非、歐、美各國都見到辛苦創業的福建僑民，握手之餘，情溢言表。在他們家裏、店裏，吃著福州菜，喝著茉莉花茶，使我覺得作為一個福建人是四海都有家的。
我的父母之鄉是可愛的。有人從故鄉來，或是有朋友新近到福建去過，我都向他們問起福建的近況。他們說：福建比起二十多年前來，進步得不可辨認了。最近呢，農業科學化了，又在植樹造林，山嶺田地更加鬱鬱蔥蔥了。他們都動員我回去看看，我何嚐不想呢？不但我想，在全世界的天涯海角，更不知有多少人在想！我願和故鄉的人，以及普天下的福建僑民，一同在精神和物質文明方麵，把故鄉建設得更美好！
1982年3月29日
《我的故鄉》自序
我從生後七個月離開故鄉起，這八十多年中隻回過兩次：
第一次是一九一一年的冬天，第二次是一九五六年的冬天。隻因為都是在冬天，故鄉在我的回憶中，就永遠是明麗溫暖的！
從寒冷枯黃的北方，回到柳暗花明山青水秀的福建，眼前一亮，“舉頭已覺千山綠”，它在我的心版上，登時深深地刻下了一幅極其絢麗鮮明的圖畫！何況在故鄉還住著我童年記憶中的我的最敬愛的人。
遺憾的是，關於我的祖國南疆的故鄉，我對它的認識，實在太少了。就希望我的鄉親們和從我的故鄉來的朋友，能給我多多地述說一些關於故鄉的山水人物的消息。我祝願故鄉的山，因推行綠化而更綠；故鄉的水，因排除汙染而更清；而故鄉的人們，尤其是青少年，能在祖國“建設四化，振興中華”的號召聲中迅猛地前進！
《我的故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初版。
我的故鄉
我生於一九〇〇年十月五日（農曆庚子年閏八月十二日），七個月後我就離開了故鄉——福建福州。但福州在我的心裏，永遠是我的故鄉，因為它是我的父母之鄉。我從父母親口裏聽到的極其瑣碎而又極其親切動人的故事，都是以福州為背景的。
我母親說：我出生在福州城內的隆普營。這所祖父租來的房子裏，住著我們的大家庭，院裏有一個池子，那時福州常發大水，水大的時候，池子裏的金魚都遊到我們的屋裏來。
我的祖父謝子修（鑾恩）老先生，是個教書匠，在城內的道南祠授徒為業。他是我們謝家第一個讀書識字的人。我記得在我十一歲那年（一九一一年），從山東煙台回到福州的時候，在祖父的書架上，看到薄薄的一本套紅印的家譜。第一位祖先是昌武公，以下是順雲公、以達公，然後就是我的祖父。上麵仿佛還講我們謝家是從江西遷來的，是晉朝謝安的後裔。但是在一個清靜的冬夜，祖父和我獨對的時候，他忽然摸著我的頭說：“你是我們謝家第一個正式上學讀書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地讀嗬。”說到這裏，他就源源本本地講起了我們貧寒的家世！原來我的曾祖父以達公，是福建長樂縣橫嶺鄉的一個貧農，因為天災，逃到了福州城裏學做裁縫。
這和我們現在遍布全球的第一代華人一樣，都是為祖國的天災人禍所迫，飄洋過海，靠著不用資本的三把刀，剪刀（成衣業）、廚刀（飯館業）、剃刀（理發業）起家的，不過我的曾祖父還沒有逃得那麼遠！
那時做裁縫的是一年三節，即春節、端午節、中秋節，才可以到人家去要帳。這一年的春節，曾祖父到人家要錢的時候，因為不認得字，被人家賴了帳，他兩手空空垂頭喪氣地回到家裏，等米下鍋的曾祖母聽到這不幸的消息，沉默了一會，就含淚走了出去，半天沒有進來。曾祖父出去看時，原來她已在牆角的樹上自縊了！他連忙把她解救了下來，兩人抱頭大哭；這一對年輕的農民，在寒風中跪下對天立誓：將來如蒙天賜一個兒子，拚死拚活，也要讓他讀書識字，好替父親記帳、要帳。但是從那以後我的曾祖母卻一連生了四個女兒，第五胎才來了一個男的，還是難產。這個難得出生的男孩，就是我的祖父謝子修先生，乳名“大德”的。
這段故事，給我的印象極深，我的感觸也極大！假如我的祖父是一棵大樹，他的第二代就是樹枝，我們就都是枝上的密葉；葉落歸根，而我們的根，是深深地紮在福建橫嶺鄉的田地裏的。我並不是“烏衣門第”出身，而是一個不識字、受欺淩的農民裁縫的後代。曾祖父的四個女兒，我的祖姑母們，僅僅因為她們是女孩子，就被剝奪了讀書識字的權利！當我把這段意外的故事，告訴我的一個堂哥哥的時候，他卻很不高興地問我是聽誰說的？當我告訴他這是祖父親口對我講的時候，他半天不言語，過了一會才悄悄地吩咐我，不要把這段故事再講給別人聽。當下，我對他的“忘本”和“輕農”就感到極大的不滿！從那時起，我就不再遵守我們謝家寫籍貫的習慣。我寫在任何表格上的籍貫，不再是祖父“進學”地點的“福建閩侯”，而是“福建長樂”，以此來表示我的不同意見！
我這一輩子，到今日為止，在福州不過前後呆了兩年多，更不用說長樂縣的橫嶺鄉了。但是我記得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二年之間我們在福州的時候，橫嶺鄉有幾位父老，來邀我的父親回去一趟。他們說橫嶺鄉小，總是受人欺侮，如今族裏出了一個軍官，應該帶幾個兵勇回去誇耀誇耀。父親恭敬地說：他可以回去祭祖，但是他沒有兵，也不可能帶兵去。
我還記得父老們送給父親一個紅紙包的見麵禮，那是一百個銀角子，合起值十個銀元。父親把這一個紅紙包退回了，隻跟父老們到橫嶺鄉去祭了祖。一九二〇年前後，我在北京《晨報》寫過一篇叫做《還鄉》的短篇小說，就講的是這個故事。現在這張剪報也找不到了。
從祖父和父親的談話裏，我得知橫嶺鄉是極其窮苦的。農民世世代代在田地上辛勤勞動，過著蒙昧貧困的生活，隻有被賣去當“戲子”，才能逃出本土。當我看到那包由一百個銀角子湊成的“見麵禮”時，我聯想到我所熟悉的山東煙台東山金鉤寨的窮苦農民來，我心裏湧上了一股說不出來難過的滋味！
我很愛我的祖父，他也特別的愛我，一來因為我不常在家，二來因為我雖然常去看書，卻從來沒有翻亂他的書籍，看完了也完整地放回原處。一九一一年我回到福州的時候，我是時刻圍繞在他的身邊轉的。那時我們的家是住在“福州城內南後街楊橋巷口萬興桶石店後”。這個住址，現在我寫起來還非常地熟悉、親切，因為自從我會寫字起，我的父母親就時常督促我給祖父寫信，信封也要我自己寫。這所房子很大，住著我們大家庭的四房人。祖父和我們這一房，就住在大廳堂的兩邊，我們這邊的前後房，住著我們一家六口，祖父的前、後房，隻有他一個人和滿屋滿架的書，那裏成了我的樂園，我一得空就鑽進去翻書看。我所看過的書，給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清袁枚（子才）的筆記小說《子不語》，還有我祖父的老友林紓（琴南）老先生翻譯的線裝的法國名著《茶花女遺事》。這是我以後竭力搜求“林譯小說”的開始，也可以說是我追求閱讀西方文學作品的開始。
我們這所房子，有好幾個院子，但它不像北方的“四合院”的院子，隻是在一排或一進屋子的前麵，有一個長方形的“天井”，每個“天井”裏都有一口井，這幾乎是福州房子的特點。這所大房裏，除了住人的以外，就是客室和書房。幾乎所有的廳堂和客室、書房的柱子上牆壁上都貼著或掛著書畫。正房大廳的柱子上有紅紙寫的很長的對聯，我隻記得上聯的末一句，是“江左風流推謝傅”，這又是對晉朝謝太傅攀龍附鳳之作，我就不屑於記它！但這些掛幅中的確有許多很好很值得記憶的，如我的伯叔父母居住的東院廳堂的楹聯，就是：風光月霽襟懷又如西院客室樓上有祖父自己寫的：
知足知不足
有為有弗為
這兩副對聯，對我的思想教育極深。祖父自己寫的橫幅，更是到處都有。我隻記得有在道南祠種花詩中的兩句：
紅紫青藍白綠黃
在西院紫藤書屋的過道裏還有我的外叔祖父楊維寶（頌岩）老先生送給我祖父的一副對聯是：
知君身是後凋鬆
那幾個字寫得既圓潤又有力！我很喜歡這一副對子，因為“不羈馬”誇獎了他的侄婿，我的父親，“後凋鬆”就稱讚了他的老友，我的祖父！
從“不羈馬”應當說到我的父親謝葆璋（鏡如）了。他是我祖父的第三個兒子。我的兩個伯父，都繼承了我祖父的職業，做了教書匠。在我父親十七歲那年，正好祖父的朋友嚴複（幼陵）老先生，回到福州來招海軍學生，他看見了我的父親，認為這個青年可以“投筆從戎”，就給我父親出了一道詩題，是“月到中秋分外明”，還有一道八股的破題。父親都做出來了。在一個窮教書匠的家裏，能夠有一個孩子去當“兵”領餉，也還是一件好事，於是我的父親就穿上一件用伯父們的兩件長衫和半斤棉花縫成的棉袍，跟著嚴老先生到天津紫竹林的水師學堂，去當了一名駕駛生。
父親大概沒有在英國留過學，但是作為一名巡洋艦上的青年軍官，他到過好幾個國家，如英國、日本。我記得他曾氣憤地對我們說：“那時堂堂一個中國，竟連一首國歌都沒有！我們到英國去接收我們中國購買的軍艦，在舉行接收典禮儀式時，他們竟奏一首《媽媽好糊塗》的民歌調子，作為中國的國歌，你看！”
甲午中日海戰之役，父親是“威遠”艦上的槍炮二副，參加了海戰。這艘軍艦後來在威海衛被擊沉了。父親泅到劉公島，從那裏又回到了福州。
我的母親常常對我談到那一段憂心如焚的生活。我的母親楊福慈，十四歲時她的父母就相繼去世，跟著她的叔父頌岩先生過活，十九歲嫁到了謝家。她的婚姻是在她九歲時由我的祖父和外祖父做詩談文時說定的。結婚後小夫妻感情極好，因為我父親長期在海上生活，“會少離多”，因此他們通信很勤，唱和的詩也不少。我隻記得父親寫的一首七絕中的三句：此身何事學牽牛，燕山閩海遙相隔，會少離多不自由。
甲午海戰爆發後，因為海軍裏福州人很多，陣亡的也不少，因此我們住的這條街上，今天是這家糊上了白紙的門聯，明天又是那家糊上白紙門聯。母親感到這副白紙門聯，總有一天會糊到我們家的門上！她悄悄地買了一盒鴉片煙膏，藏在身上，準備一旦得到父親陣亡的消息，她就服毒自盡。祖父看到了母親沉默而悲哀的神情，就讓我的兩個堂姐姐，日夜守在母親身旁。家裏有人還到廟裏去替我母親求簽，簽上的話是：堂中寂寞恐難堪，若要重歡，除是一輪月上。
母親半信半疑地把簽紙收了起來。過了些日子，果然在一個明月當空的夜晚，聽到有人敲門，母親急忙去開門時，月光下看見了輾轉歸來的父親！母親說：“那時你父親的臉，才有兩個指頭那麼寬！”
從那時起，這一對年輕夫妻，在會少離多的六七年之後，才廝守了幾個月。那時母親和她的三個妯娌，每人十天替大家庭輪流做飯，父親便幫母親劈柴、生火、打水，做個下手。
不久，海軍名宿薩鼎銘（鎮冰）將軍，就來了一封電報，把我父親召出去了。
一九一二年，我在福州時期，考上了福州女子師範學校預科，第一次過起了學校生活。頭幾天我還很不慣，偷偷地流過許久眼淚，但我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說過，怕大家庭裏那些本來就不讚成女孩子上學的長輩們，會出來勸我輟學！但我很快地就交上了許多要好的同學。至今我還能順老師上班點名的次序，背誦出十幾個同學的名字。福州女師的地址，是在城內的花巷，是一所很大的舊家第宅，我記得我們課堂邊有一個小池子，池邊種著芭蕉。學校裏還有一口很大的池塘，池上還有一道石橋，連接在兩處亭館之間。我們的校長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之一的方聲洞先生的姐姐方君瑛女士。我們的作文老師是林步瀛先生。在我快離開女師的時候，還來了一位教體操的日本女教師，姓石井的，她的名字我不記得了。我在這所學校隻讀了三個學期，中華民國成立後，海軍部長黃鍾瑛（讚侯），又來了一封電報，把父親召出去了。不久，我們全家就到了北京。
我對於故鄉的回憶，隻能寫到這裏，十幾年來，我還沒有這樣地暢快揮寫過！我的回憶像初融的春水，湧溢奔流。十幾年來，睡眠也少了，“曉枕心氣清”，這些回憶總是使人歡喜而又惆悵地在我心頭反複湧現。這一幕一幕的圖畫或文字，都是我的弟弟們沒有看過或聽過的，即使他們看過聽過，他們也不會記得懂得的，更不用說我的第二代第三代了。我有時想如果不把這些寫記下來，將來這些圖文就會和我的刻著印象的頭腦一起消失。這是否可惜呢？但我同時又想，這些都是關於個人的東西，不留下或被忘卻也許更好。這兩種想法在我心裏矛盾了許多年。
一九三六年冬，我在英國的倫敦，應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沃爾夫（VIRGINIAWOOLF）之約，到她家喝茶。我們從倫敦的霧，中國和英國的小說、詩歌，一直談到當時英國的英王退位和中國的西安事變。她忽然對我說：“你應該寫一本自傳。”我搖頭笑說：“我們中國人沒有寫自傳的風習，而且關於我自己也沒有什麼可寫的。”她說：“我倒不是要你寫自己，而是要你把自己作為線索，把當地的一些社會現象貫穿起來，即使是關於個人的一些事情，也可作為後人參考的史料。”我當時沒有說什麼，談鋒又轉到別處去了。
事情過去四十三年了，今天回想起來，覺得她的話也有些道理。“思想再解放一點”，我就把這些在我腦子裏反複呈現的圖畫和文字，奔放自由地寫在紙上。
記得在半個世紀之前，在我寫《往事》（之一）的時候，曾在上麵寫過這麼幾句話：將這些往事移在白紙上罷——再回憶時。
不向心版上搜索了！
這幾句話，現在還是可以應用的。把這些圖畫和文字，移在白紙上之後，我心裏的確輕鬆多了！
1979年2月11日
我的童年（一）
我生下來七個月，也就是一九〇一年的五月，就離開我的故鄉福州，到了上海。
那時我的父親是“海圻”巡洋艦的副艦長，艦長是薩鎮冰先生。巡洋艦“海”字號的共有四艘，就是“海圻”、“海籌”、“海琛”、“海容”，這幾艘軍艦我都跟著父親上去過。聽說還有一艘叫做“海天”的，因為艦長駕駛失誤，觸礁沉沒了。
上海是個大港口，巡洋艦無論開到哪裏，都要經過這裏停泊幾天，因此我們這一家便搬到上海來，住在上海的昌壽裏。這昌壽裏是在上海的哪一區，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母親所講的關於我很小時候的故事，例如我寫在《寄小讀者》通訊（十）裏麵的一些，就都是以昌壽裏為背景的。我關於上海的記憶，隻有兩張相片作為根據，一張是父親自己照的：年輕的母親穿著沿著闊邊的衣褲，坐在一張有床架和帳楣的床邊上，腳下還擺著一個腳爐，我就站在她的身旁，頭上是一頂青絨的帽子，身上是一件深色的棉袍。父親很喜歡玩些新鮮的東西，例如照相，我記得他的那個照相機，就有現在衛生員背的藥箱那麼大！他還有許多衝洗相片的器具，至今我還保存有一個玻璃的漏鬥，就是洗相片用的器具之一。另一張相片是在照相館照的，我的祖父和老姨太坐在茶幾的兩邊，茶幾上擺著花盆、蓋碗茶杯和水煙筒，祖父穿著夏天的衣衫，手裏拿著扇子；老姨太穿著沿著闊邊的上衣，下麵是青紗裙子。我自己坐在他們中間茶幾前麵的一張小椅子上，頭上梳著兩個丫角，身上穿的是淺色衣褲，兩手按在膝頭，手腕和腳踝上都戴有銀鐲子，看樣子不過有兩三歲，至少是會走了吧。
父親四歲喪母，祖父一直沒有再續弦，這位老姨太大概是祖父老了以後才娶的。我在一九一一年回到福州時，也沒有聽見家裏人談到她的事，可見她在我們家裏的時間是很短暫的，記得我們住在山東煙台的時期內，祖父來信中提到老姨太病故了。當我們後來拿起這張相片談起她時，母親就誇她的活計好，她說上海夏天很熱，可是老姨太總不讓我光著膀子，說我背上的那塊藍“記”是我的前生父母給塗上的，讓他們看見了就來討人了。她又知道我母親不喜歡紅紅綠綠的，就給我做白洋紗的衣褲或背心，沿著黑色烤綢的邊，看去既涼爽又醒目，母親說她太費心了，她說費事倒沒有什麼，就是太素淡了。的確，我母親不喜歡濃豔的顏色，我又因為從小男裝，所以我從來沒有紮過紅頭繩。現在，這兩張相片也找不到了。
在上海那兩三年中，父親隔幾個月就可以回來一次。母親談到夏天夜裏，父親有時和她坐馬車到黃浦灘上去兜風，她認為那是她在福州時所想望不到的。但是父親回到家來，很少在白天出去探親訪友，因為艦長薩鎮冰先生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派水手來叫他。薩鎮冰先生是父親在海軍中最敬仰的上級，總是親昵地稱他為“薩統”。（“統”就是“統領”的意思，我想這也和現在人稱的“朱總”、“彭總”、“賀總”差不多。）我對薩統的印象也極深。記得有一次，我拉著一個來召喚我父親的水手，不讓他走，他笑說：“不行，不走要打屁股的！”我問：“誰叫打？用什麼打？”他說：“軍官叫打就打，用繩子打，打起來就是”一打一打“就是十二下。”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