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他也一樣，除了我以外便沒有其他朋友。關於這一點，我回憶起一個非常瑣碎的細節。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們正在蘭德大街散步。一個和我們年齡相仿的青年從拐角處走來，他看上去體態微胖卻又顯得相當時髦。他認出了阿道夫是他以前的同學，於是便停下腳步，滿臉堆笑地招呼道：“你好啊，希特勒！”他親密地拉住阿道夫的手臂，詢問他最近過得怎麼樣。我當時以為阿道夫會給予他相應的友好回應，畢竟他向來都很重視得體而有禮教的行為舉止。但我朋友卻氣得漲紅了臉。根據我以往的經驗，這種表情的變化肯定是個凶兆。“你在搞什麼，冒失鬼。”他反應激烈地朝他同學甩出一句，同時迅速地把他推開。然後他拉著我的手臂，繼續走我們的路，根本沒把那個年輕人放在眼裏，直到今天，我仿佛都還能看見他同學那張困惑而尷尬的紅臉。“都是未來的公務員，”他怒不可遏地說道，“還有許多這樣的人，以前跟我是同學。”過了好一陣子他的情緒才得以平複。
另一段經曆又浮現在我的腦海中。我尊敬的小提琴老師海因裏希·德紹爾去世了。阿道夫陪我一同參加了葬禮，但令我驚訝的是，他根本就不認識德紹爾教授。當我對他的行為表現出詫異的時候，他這樣解釋道：“我無法忍受你和其他年輕人在一起廝混以及同他們交談。”
這還不算完，即便是我跟一個普通關係的人待在一起，都會讓他感到不高興。但最讓他壓不住火的事情是聽到有人建議他去當公務員。無論何時，隻要一聽到“公務員”這幾個字眼，即便和他本身沒有任何關係，他都會感到無比的憤怒。我發現，他這種強烈的不滿情緒，從某種意義上說，仍然是在針對他去世已久的父親，那個曾經很想讓他成為一個公務員的人。這可以被看成是一種“叛逆性防禦情節”。
我必須跟阿道夫一樣，把公務員看得非常輕賤。像這類觀點，或者說立場上的統一，是我們友誼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今，在了解到他對行政工作所抱有的強烈排斥情緒之後，我才明白，他為什麼會更樂意把友情交給一個普通的家具裝潢匠，而不是那些被溺愛的寵兒——他們從良好的家庭社會關係中得到庇護的保證，能夠準確地預知未來的人生道路。而阿道夫的情況與之恰恰相反，他的生活中總是充斥著諸多的不確定性因素。從積極的方麵來看，還有一個事實似乎注定要讓我成為阿道夫眼中的理想夥伴：我們彼此都認為，藝術是人間最美好的事物。當然，在那個時候，我們還不能用這麼誇張的語言來表達我們的思想感情。但在實踐中，我們都一直遵循這一原則，因為音樂早已成為了我生活中的決定性因素——在作坊工作隻是為了謀生。對我朋友而言，藝術更是顯得至關重要。他處事的極端方法，可怕的嚴肅情緒，還有永不停歇的活躍思維，都需要得到一種平衡，而隻有藝術能夠幫他做到這一點。
因此，我滿足他對一個朋友的所有要求：首先，我跟他以前的同學沒有共同點；其次，我與政府機關也沒有任何牽連，我完全為藝術而活；另外，我還很懂音樂。我們精神上的相似點和我們性格上的不同點，都使得我們緊密地聯係在了一起。
到底人們是應該像阿道夫一樣，不緊不慢地找尋人生出路，根據過渡時期的需要，隨意地選擇一個夥伴？還是應該相信友情的緣分，聽候命運做出的安排？我把這個討論留給大家自己去評判。我所能告訴大家的是，從我們初次在劇院相識，到後來他在維也納陷入窘境，我都一直是那個與阿道夫·希特勒相伴相隨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