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9月初，陳賡（任代表團副團長）與聶榮臻一起率領一個軍事代表團訪問蘇聯。10月間返回北京不久，又去南方參加海陸空軍部隊聯合舉行的一次大規模軍事演習。
從上海回來，傅涯發現他臉色很不好看。他自己也感覺疲勞，跟她說：“傅涯，我可能堅持不了了。我得請假了，我隻能幹半天工作啦。”傅涯有些吃驚。按他的性格，不是十分疲勞的時候，他絕不會說這樣的話。後來傅涯才知道，這次三軍大演習不太順心，彭德懷是總指揮，他是副總指揮，跟蘇聯專家意見分歧，與彭德懷在指揮上也有些爭論，弄得身心疲憊。回來後，他嘴上這樣說，可是仍然在緊張工作，軍委的機關建設他要操心，軍工他也得過問，甚至雲南方麵的問題他也要解決。什麼事他都不肯放低標準，把自己搞得很累。
他第一次心髒病發作的頭天晚上，一個軍事代表團歸來後彙報，朱德、賀龍、聶榮臻都在，從上午開會一直開到下午1點多。傅涯都著急了，對他說：“你這樣做還沒什麼，你還算年輕，你把老帥們拖垮了怎麼辦？”他不說話了。中午也沒睡好，接著下午空軍副司令王秉璋又來彙報。到了晚上，他已經累得不行，對傅涯說：“傅涯，今天我什麼也不幹了。星期六了，你陪我出去玩玩吧。”正好懷仁堂發了兩張票，傅涯向單位請了假，陪他去看看戲。
第二天吃早飯的時候，哈軍工的同誌來找陳賡談問題。從飯桌上一直談到廁所裏。傅涯去上班不久，就接到電話說他病了。她急忙往家趕。一進門就看見陳賡躺在客廳的大沙發上。最早是小兒子知涯發現的。他隻有兩歲，他對阿姨說，爸爸哭了。阿姨們都不信，說你爸爸怎麼會哭呢，以為小孩子說著玩的。知涯又找司機老趙去說。老趙過來一看，陳賡倒在地上，滿臉都是冷汗，知道事情不好，急忙把他抱到床上，往北京醫院打電話。醫院派來一個搶救小組，當時脈搏摸不到，血壓也測不到，病情很嚴重，診斷是心肌梗塞。急得彭德懷、各兵種的領導像劉亞樓等都到家裏來了。這次發病很危險，虧得搶救及時。
在醫院住了三個月，回到家裏，醫生要他“全休療養”，傅涯仍在上班，醫院就派了一名護士照料他。醫生要求他在家不許會客，如果有的人非見不可，會客一次不能超過五分鍾。這樣休養一段時間，病情漸漸有了好轉。到了夏天，又到北戴河療養了一陣。那時醫生診斷，他血壓的低壓過高，脈壓差很小，仍是心肌梗塞的病狀。
傅涯覺得他有時像長輩，有時又像小孩
盡管如此，回到北京不久，陳賡就要求上班。醫生被他磨得沒有辦法，隻好給他仔細檢查了一次，感到總的情況較前稍好一些，報告中央批準他每天少用點時間去上班試試。但他一旦開始工作，就又無日無夜地幹起來，而將醫生定下的規矩拋之腦後。你要勸他服從醫囑，他還有一大套“道理”呢。有一天，一位同誌聽說他患重病，遠道趕來探望，一進門正逢他剛下班回來。這位同誌十分詫異，關切地說他不該急著上班還是該聽醫生的話。他搖搖頭，笑著說：“對疾病也和打仗一樣，對敵人不要怕、堅決和它鬥，就能戰勝它，消滅它！”傅涯勸他也一樣不聽。
最明顯的一次，有個國防科研項目要在距離北京市區二十多公裏的長辛店試車。他那時還兼著國防科委副主任，這次試車同他分管的事情有關，他知道後就要去參加。試車這天一早，家裏同時接到兩個電話，一個是中央軍委辦公廳打來的，一個是中央保健部門打來的，傅涯兩隻手拿著兩個聽筒，都是不叫陳賡到試車的地方去，要她一定勸阻他。
傅涯放下電話對他說，長辛店路遠，他們都怕你病犯了，穩妥一些，你最好還是不要去。可他哪裏肯聽？他把軍裝一穿，把司機一叫，就走了。後來傅涯越想越不放心，就打電話告訴保健部門，要他們注意一下，以防萬一。正在這時，他看試車回來了，一進門就說生氣地大聲嚷嚷：“傅涯，你彙報吧，就說我活著回來了！”顯然，他對早晨她的勸阻還在生氣。他對自己的病，一直不那麼相信，不那麼在乎，心中裝的隻是工作。
1959年5、6月間，他的心肌梗塞症第二次發作，以後隨著病情變化，根據診斷，中央軍委決定逐步減輕他的工作負擔，以便專心治療。開頭他還兼管國防科委的事情，後來中央負責同誌找他談話，叫他退到第二線。他對自己的病情始終估計不足，對於退居二線還有點不通。從機關回到家裏，他對傅涯說：“你看，叫我退到第二線！”1959年廬山會議以前，有天國防部長彭德懷找他談話，當他得知要任命他為國防部副部長的時候，回到家裏也是一進門就對傅涯說：“你看，氣人不氣人，彭總叫我到國防部去工作，你看開玩笑吧？”也是流露著同樣的心情。後來廬山會議的簡報裏，傅涯看到還有人追問，為什麼彭德懷要提他當國防部副部長？他還聽說南邊邊境打起來了，就說那邊的情況他熟悉，想到那裏去工作，結果碰了一鼻子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