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工作上，陳賡一貫堅持實事求是，但對於自己的病情卻難以客觀，總是“報喜不報憂”。有一次，保健部門請蘇聯專家給他會診。會診以後，專家對他說，像你這樣的身體，不能下戰鬥部隊工作，司令部的工作還是可以做的。他一聽很高興，回到家裏一進門就大聲告訴傅涯：“今天蘇聯專家會診，說我司令部的工作還是可以做的。”他是一個過慣戎馬生涯的人，即使進入了和平時期，他的心仍向往著戰場。
陳賡晚年，就是在他生病的那幾年，正當全國開始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這十年中，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遭到過嚴重挫折。黨的工作在指導方針上有過嚴重失誤，經過了曲折的發展過程。在此期間，黨內鬥爭開始變得複雜而頻繁。陳賡是一個熱心腸的人，對黨忠心耿耿，旗幟鮮明，直言不諱，在大是大非麵前從不含糊，他對一切錯誤傾向不能容忍，總是抱著不妥協的態度進行鬥爭。就像在他身邊工作的一位同誌說的：他雖然有病了，心沒有停下來，對於什麼事情都要表示態度，都很費腦筋。這也加重了他的病情。
1959年，國家在“大躍進”“三麵紅旗”以後出現了農村鬧饑荒。中央號召幹部下基層鍛煉，下農村當社員。傅涯要求下基層，她同陳賡講：“我在中央機關這麼多年，現在你的病情好轉一點了，我能不能去呢？”他考慮半天說：“好，你去吧。”陳賡支持傅涯下去，是因為在結婚時他就知道傅涯事業心很強。其實從他的病情考慮，他希望傅涯最好在他的身邊。況且孩子又還小，最小的隻有4歲。但傅涯還是去了浙江蕭山當社員。陳賡給她約定50天為限。傅涯有時覺得他像她的長輩，尤其在處理幹部之間團結等問題上，他往往有獨到的見解。碰到這一類問題她就寫信向他求教，他都會細心地指正。他強調看一個人不能光看出身，不能隻從一件事上下結論，要從他的發展看。其實他對1958年的“大躍進”是有看法的。當年傅涯也訂了個高指標的工作計劃，他知道了就給她拍桌子：“你這人還要不要命了？”他覺得她沒有實事求是。他一貫都是這樣：夫人力求上進，他總是鼓勵的；如不實事求是，他就潑冷水。當時傅涯的身體也不好，但發現他身體不好時，她晚上就不能睡覺，得照護他。等他身體好轉了，她就得吃安眠藥好好睡幾天，起來就乘公共汽車去看病。司機對她有意見，說你照顧病人也是工作，也是為了首長嘛，你對自己要求太高了。盡管有時有些爭吵，但他們之間的感情還是挺好的。他的人情味很濃。傅涯下放或是他出差，他們都約定每半個月通一次信。有時一忙，傅涯顧不上，他就要批評她。而接到傅涯的信，他會像小孩子一樣高興得直笑，反複地看。他的回信傅涯一直保存著。
病中的陳賡十分想念他曾經戰鬥過的地方，特別是當年參加和平談判的地方。1960年，他來到了山西，到了太原。他指給傅涯看，當年他們和談時住的迎澤賓館。說閻錫山為了幹擾和談，向他們示威，經常派隊伍全副武裝地在他住的樓下走。陳賡的隨從參謀王亭蘭就是從這裏出發，踏上了閻軍埋下的地雷而犧牲的，那一次陳賡本人也險遭不測。他本來要到老區安澤、沁源那裏去轉一轉，可北京要開會叫他回去。他很懷念那裏的群眾，戀戀不舍地說：我要是到那裏去，有一些人會向我說要兒子要丈夫的話，是啊，那裏犧牲了好多人，打了好多仗。我的部隊基礎就是從那裏來的，許多老戰士都出生在那裏，所以我想見見那裏的父老鄉親們。慰問團到老根據地慰問以後，他就找慰問團的聶真談，仔細向他打聽老區的建設、恢複的情況，生產搞得怎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