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期，他與民主人士保持著廣泛的聯係。唐生明常到家裏來，連他女兒找對象的事也來同陳賡商量。民主人士有些牢騷也找他。1960年10月，張治中在頤和園介壽園休養，周恩來讓他以黃埔軍校教育長的身份，邀請在京的黃埔同學聚會。周恩來親自打電話給陳賡，讓傅涯一定陪他出席。擺了兩桌客，傅涯和周恩來坐一桌，陳賡同鄧穎超坐一桌。周恩來心情很好，同大家一一握手，同杜聿明等人交談，詢問他們的生活和家庭，以及在紅星公社鍛煉的情況。當時《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剛剛發行，周恩來就說：別的別學了，先學《毛選》第四卷吧，第四卷上諸位都有名，你們學了以後我跟你們座談座談。同傅涯一桌的還有王耀武、宋希濂等。周恩來對王耀武說，你是能守的，我們許世友也能攻呀。周恩來說的是打濟南的事。周恩來最後對杜聿明等人說：你們是第一批特赦的，要做好改造的標兵。你們是得到特赦了，但是過去的曆史罪惡還是客觀存在，是不能改變的，不能因為特赦就一起抹掉了，而人的思想行為是可以改變的，赦人不赦罪，大家要引以為戒，繼續改造自己。
在這種場合，陳賡話不多。隻是最後他對大家說：將來解放台灣，還要靠你們到台灣去做他們的工作，對這一點要有思想準備。說得大家都笑了。
實際上在病中，他還有許多工作要過問，許多會議要參加。他對自己的病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到上海休養
1961年初在北京，陳賡老覺得住的房子悶，說是房子太矮，氣壓低，呼吸不暢。其實是他本身不舒服，心肌梗塞症擴散的麵大了，是胸悶。那時不懂得吸氧可以緩解，雖然家裏就有氧氣筒，也不懂得用。這時他的病已很嚴重，可是他不以為然，不相信自己的病有那麼重，還像戰爭年代一樣，把生死置之度外。照他自己的說法：“過去打那麼多仗都沒有死，活到現在已經不容易了，這點病算得什麼！”
元旦過後不久，他說要搬家，還是那股戰鬥作風，說搬就搬，一兩天就搬了，搬到西直門171號招待所8號樓。這裏原來是蘇聯專家住的，他們撤走後空了下來。因為他的病情，醫生不主張他離開大城市。傅連暲一直講院子太小，散步的地方太小，他的病要慢慢走，不能嗆著風。這樣他才說要修房，隻把房子加高一些，推倒前院，使院子大一些，好有個散步的地方。
他本來認為招待所很好，說就住這裏，哪兒也不去了。在招待所住了不久，上海市委的同誌打電話來，勸他到上海休息。這時臨近春節，北京正是隆冬，風大，每天在院子裏散步都得戴著帽子，捂上口罩，頂著風。人們勸他找個暖和的地方，比較理想的是廣州。可是他考慮到已經在前一個冬季去過廣州，這時中央軍委正在廣州召開全軍訓練工作會議，他因身患重病，許多會議不能參加，會議精神他也不知道。所以有人問他願不願意到廣州小住時，他說：“我不去了，我不湊那個熱鬧，那裏人又多。”所以對上海打來的電話，他就說：“盛情不可卻，就去吧。”
他外出一貫反對“前呼後擁”，這次他又提出少帶人，不帶醫生，不帶隨員，甚至連傅涯他也不準備帶。他讓傅涯等他從上海回來，再一起到哈爾濱去，他是哈軍工的創辦者和院長，一直都惦念著。他想到那裏去看看學員，解決領導班子的一些問題。等到學校放暑假，再帶孩子們到北戴河去。
根據他的身體，組織上還是安排了大夫、秘書和警衛人員隨行，可他仍不讚成傅涯與他同行。傅涯當時在中央組織部工作，部長安子文知道了，就給她寫了個條子，叫她隨陳賡到上海，順便給她分配了一些任務：了解上海市委組織工作情況。因為正逢寒假，上學的孩子們也去了。
陳賡一行乘坐公務車前往上海。戰爭年代上海曾是陳賡的中央特科開展地下工作的城市，他的腦海裏留下了許多難以忘懷的記憶。平時他總是忙於工作，很少顧及孩子們的事情。這次在火車上，他就打開話匣子，給孩子們講自己過去的經曆。